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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的高考我差一点擦肩错过,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

四十五年前的高考我差一点擦肩错过,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

1978年,作者(右)和一位知青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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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的高考我差一点擦肩错过,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

大三的时候,和当年学英语的同学在颐和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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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的高考我差一点擦肩错过,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77级毕业留念

金弥(德国翻译家、作家)

四十五年前的1977年,正值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备考如此轰轰烈烈,如果我晚一天回到生产队,就错过了1977年高考的机会,余生将面目全非。

关键时刻赶上了报名。

当时记得农时节气已经过了千年,临近秋分。秋季是晚稻的关键季节,农业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秋分不早,砍了喂老牛。”晚稻必须在秋分前摘下并抽穗。如果赶不上这一步,因为气候转冷,晚稻又要抽穗了,米粒也不再鼓了。但这个季节,一旦遇到“秋老虎”,气温会突然升高,和盛夏没什么区别。1977年的初秋就是这样一种天气。

那天是仓库竣工的最后一天。根据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在天黑前用椽子盖好仓库,防止雨水顺着泥墙倾泻而下,所有的人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插队几年,已经习惯了夏天不戴帽子不穿外套的“双抢”。也是因为我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上半身晒得像“黑筋”,雨滴拍打在背上,连蚊子跳蚤都不咬。但是那天的“秋老虎”太阳特别毒,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急性日光性皮炎。

那天晚上,我的脖子和胸口肿得像馒头一样,躺着睡不着。两天后,我觉得很痒。正是复习考试如火如荼的阶段。我去了几次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但都因缺医少药而无法治疗。医生建议我回城里看大医院。想到自己复习考试材料不足,就顺道回了趟市里,于是病后一周就向队里请假了。那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青一年只能回城里探亲两次。除了国庆节是过年,平时都不让他们回家。没人敢破例,怕影响不好,妨碍以后的招聘或晋升。我一直特别注意这一点。

这次为了准备高考,我豁出去了。回到杭州,去医院病人治疗,全力以赴复习。那一年国家决定临时恢复高考,第二年早春就要开学,所以报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

一周的正常治疗没有明显效果,我也不能在城市呆太久。一是怕时间长了影响不好,二是担心考试报名。在我的催促下,医生用了可的松,激素,看疗效。

我终于可以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市区只有200多里,但因为在山里,长途汽车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要跑。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到了西山顶上。在我进村之前,遇到的一些村民对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因为我在县城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教师,又是我们三十多岁的知青中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所以委员们都知道我这次要上大学。

听了这话,我惊呆了。我把行李扔在路边的农家乐,却连村都没进。我转身小跑着去了镇上。十五里路,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找到报名处,班主任说:“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得下班了。名单已经张贴在墙上了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的整个过程中,幸运之神从未离开过我。我没有感到紧张,而是一直玩得很开心。第一次测试太简单了,我都不记得测试了什么。我目前唯一记得的是中文解释中出现了“致敬”二字。

外语加试、初试、重考有两名考官和一名考生。初试出错,考官翻开试卷发现是给中专的,但是我想考大学。问题很简单,问题无非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花了15分钟来回答。

但是错卷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考官没有想到马上给县文教局打电话汇报情况,所以县文教局做出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当时全省初试已经结束,考题已经公开。但由于我从未离开过考场,与外人无任何接触,文教局命令两位考官立即与我同乘一辆大巴车前往县城,如同“犯人押送”。

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县委,径直进了文教局。局里的领导是个瘦子,五十岁左右。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他,打了个招呼,转身开车回镇上。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没拆封的试卷给我。我感觉太阳已经西沉,办公室的光线也渐渐暗了下来。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一头扎进卷子里,听到领导告诉我,考试要持续两个小时。我先花了五分钟把考题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不到一个小时回答,剩下的时间就是检查。来来回回几次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提前半小时交卷,发现试卷中有两处拼写错误,可见当时试卷制作是多么仓促。

考完试天就黑了。领导把卷子递到我面前。

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省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第二天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接送去县里特考。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使我认识了关乎命运的一个人。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了两个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把书包放在三人房靠门口的床上,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听一会儿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后来我得知这两位均是大学哲学老师,一位是杭州大学的,另一位是浙江某学院的,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们县里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搭吉普车去了镇里,路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些了解,分手时他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时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他。

英语附加作文题写满了四大张纸

我的初试毫无悬念地通过,之后是复考,我们县里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特别友好耐心,说话轻声,生怕让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而且开考前把各种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最后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4”考试就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支持着我。我看着时钟,期待着他宣布开卷,在两点差一分时,他已宣布开始。能赢得这一分钟,对一个考生而言是多大的鼓励啊!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十分,命题是:《 When I sing the song》。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卷内题就开始不停地写啊写,文章开头我用了:每当我唱起《东方红》,“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至今想起历历在目。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功夫都用上了,奋笔疾书了整整62分钟。监考老师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最后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赶快主动收笔,这时我已写了满满四大张纸。

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去向吴老师道别,从他那里得知我的附加题是满分,卷内成绩97,总分107,名列前茅。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场外伫候采访了。考试期间他们让一位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我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什么,那英语老师说看得不太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这位英语老师我认识,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情有可原,因为他跟爱人是上海外语学院68届西班牙语系的毕业生,为了坚持两人在一起,结果分配到了镇中学。四年西班牙语用不上,老大不小重起炉灶学英语,当时正是现学现卖。

那次考试文理科分开,政治、语文、数学统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考史地时我占了大便宜,原因是地理卷中出了一道填写美国地图题,要求写出地图上的城市、河流及四周连接的标记。因为我是学英语出身,对美国地图可谓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那条独一无二的人为国界线,我一眼确认是美国版图,填写城市名称和主要河流、下方国家与海湾、两边的大洋,哪怕用英文标出对我来说也易如反掌。

高考体检又是一个坎儿

在县委招待所认识的吴老师,回杭过年时我去拜访了他,从普通的熟人成了朋友,这次拜访也意外关乎到了我的高考。

当时,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决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我的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地点都设在县城,离我在的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为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

第二天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医院除了急诊,停业一天把地方让给了考生。能否通过体检也是录取的一道关卡,而且把关很严。不光是那年考试竞争力强,录取名额少得空前绝后,更主要的是国家需要德、智、体全优的大学生。有些检查项目无关紧要,譬如近视眼,但内脏器官有问题不行,包括血压。我这一辈子那次是第一回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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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医生建议我出去透透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是件好事。时已入冬,来到室外,我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能够降血压,还尽量大口深呼吸。

在外面冻了20分钟,回屋一量大夫果然说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准备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开心劲儿还没过,大夫又过来,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回去再量血压,并说:“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可再量,还是超标。

他们找来了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省招生办的吴老师。可他对我视而不见,我却多么想求他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虽没开口,但我用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几句就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道:“这回好点了。”我终于可以离开了,但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是已被淘汰!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

拜访吴老师时我才知道,高压标准不能超过130,而我始终超出2至3,但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真是幸运,假如一念之差,77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将会怎样?!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复加!直到上学后再量血压我才知道,我是家族性血压偏高。

第二天是口试,有近20个考生(包括中专)。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的水平与其他人明显拉开了距离,他后来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俩对这次口试尤其重视,口试之前就开始用英语对话。我们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笔试不差,录取问题不大,就怕口试砸锅。他更为小心谨慎,提前到考场查探考官是谁。我一到考场,他就兴奋又紧张地跑来告诉我:“考官是个大光头,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师,杭大毕业的。”

我没向他提起过我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他更不知道这位“光头”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我知道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后,一下子信心倍增,考得出色。后来听吴老师说,我除了“委员会”一词的重音读错,其他全对,尤其是最后英语十分钟的叙述令三位考官印象深刻,给了满分。

三生有幸进“北外”

虽然还是冬天二月,但大地已经开始回春。高考结束,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起,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

一天,街上忽然有人大声嚷嚷:张榜了!张榜了!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是镇中心的一家餐楼,餐楼大门左侧有一块大黑板,平时镇政府的重要布告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因为视力不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前面,看见首先张榜的是重点大学的大红名单,我们六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中午我到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一定给家里发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摩托车送去家里的,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街坊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我要把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拿着通知书来到镇邮电局,“袖珍邮电局”局长听说“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办公室赶来前台,问我考去了哪儿。我说北京。他马上说北京大学不错。我说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时乡下不少人以为在北京的大学就叫北京大学。他又问我考上什么专业。我说德语。他问原来学过什么?我说英语。他说,那就不用学了,德语和英语一模一样。一到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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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虽然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但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当时打听得悉:197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浙江招德语生,上海外国语学院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填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7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在我的政审已经在公社里传得满城风雨时,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很久后我才听吴老师告诉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们大队,村里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我的房东等,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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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专业,但成绩不够格,校招生办决定从英语考生中挑选,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男女生各一,杭州市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我一个。

我被录取到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按当时的情况,也根本来不及,开学那么紧迫,我从接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一个星期,这期间办手续、转户口,一个星期两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举家相送,左邻右舍也都来了,孩儿巷里从未有过的拥挤。到了火车站,拥挤不堪,我向戴红袖章的执勤人员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我转头看到父母脸上自豪的神情。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除了考分,我想或许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而我这随意一笔实在是无奈中的别无选择,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是我们七七级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之前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年暑假,系里总支书记陈老师专程家访了我,看到我的普通家境,出门时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扩展一下便是:1955年出生;1966年“文革”;1977年高考;1988年出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足迹。

人生成功与否是个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不断解决旧问题,同时又不断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不是我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

2022年5月28日 易稿于慕尼黑

供图/金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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