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的高考我差一点擦肩错过,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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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作者(右)和一位知青的老朋友

大三的时候，和当年学英语的同学在颐和园合影。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77级毕业留念

金弥(德国翻译家、作家)

四十五年前的1977年，正值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备考如此轰轰烈烈，如果我晚一天回到生产队，就错过了1977年高考的机会，余生将面目全非。

关键时刻赶上了报名。

当时记得农时节气已经过了千年，临近秋分。秋季是晚稻的关键季节，农业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秋分不早，砍了喂老牛。”晚稻必须在秋分前摘下并抽穗。如果赶不上这一步，因为气候转冷，晚稻又要抽穗了，米粒也不再鼓了。但这个季节，一旦遇到“秋老虎”，气温会突然升高，和盛夏没什么区别。1977年的初秋就是这样一种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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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仓库竣工的最后一天。根据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在天黑前用椽子盖好仓库，防止雨水顺着泥墙倾泻而下，所有的人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插队几年，已经习惯了夏天不戴帽子不穿外套的“双抢”。也是因为我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上半身晒得像“黑筋”，雨滴拍打在背上，连蚊子跳蚤都不咬。但是那天的“秋老虎”太阳特别毒，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急性日光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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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的脖子和胸口肿得像馒头一样，躺着睡不着。两天后，我觉得很痒。正是复习考试如火如荼的阶段。我去了几次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但都因缺医少药而无法治疗。医生建议我回城里看大医院。想到自己复习考试材料不足，就顺道回了趟市里，于是病后一周就向队里请假了。那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青一年只能回城里探亲两次。除了国庆节是过年，平时都不让他们回家。没人敢破例，怕影响不好，妨碍以后的招聘或晋升。我一直特别注意这一点。

这次为了准备高考，我豁出去了。回到杭州，去医院病人治疗，全力以赴复习。那一年国家决定临时恢复高考，第二年早春就要开学，所以报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

一周的正常治疗没有明显效果，我也不能在城市呆太久。一是怕时间长了影响不好，二是担心考试报名。在我的催促下，医生用了可的松，激素，看疗效。

我终于可以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市区只有200多里，但因为在山里，长途汽车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要跑。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到了西山顶上。在我进村之前，遇到的一些村民对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因为我在县城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教师，又是我们三十多岁的知青中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所以委员们都知道我这次要上大学。

听了这话，我惊呆了。我把行李扔在路边的农家乐，却连村都没进。我转身小跑着去了镇上。十五里路，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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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报名处，班主任说：“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得下班了。名单已经张贴在墙上了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的整个过程中，幸运之神从未离开过我。我没有感到紧张，而是一直玩得很开心。第一次测试太简单了，我都不记得测试了什么。我目前唯一记得的是中文解释中出现了“致敬”二字。

外语加试、初试、重考有两名考官和一名考生。初试出错，考官翻开试卷发现是给中专的，但是我想考大学。问题很简单，问题无非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花了15分钟来回答。

但是错卷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考官没有想到马上给县文教局打电话汇报情况，所以县文教局做出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当时全省初试已经结束，考题已经公开。但由于我从未离开过考场，与外人无任何接触，文教局命令两位考官立即与我同乘一辆大巴车前往县城，如同“犯人押送”。

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县委，径直进了文教局。局里的领导是个瘦子，五十岁左右。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他，打了个招呼，转身开车回镇上。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没拆封的试卷给我。我感觉太阳已经西沉，办公室的光线也渐渐暗了下来。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一头扎进卷子里，听到领导告诉我，考试要持续两个小时。我先花了五分钟把考题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不到一个小时回答，剩下的时间就是检查。来来回回几次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提前半小时交卷，发现试卷中有两处拼写错误，可见当时试卷制作是多么仓促。

考完试天就黑了。领导把卷子递到我面前。

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省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第二天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接送去县里特考。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使我认识了关乎命运的一个人。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了两个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把书包放在三人房靠门口的床上，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听一会儿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后来我得知这两位均是大学哲学老师，一位是杭州大学的，另一位是浙江某学院的，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们县里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搭吉普车去了镇里，路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些了解，分手时他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时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他。

英语附加作文题写满了四大张纸

我的初试毫无悬念地通过，之后是复考，我们县里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特别友好耐心，说话轻声，生怕让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而且开考前把各种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最后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4”考试就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支持着我。我看着时钟，期待着他宣布开卷，在两点差一分时，他已宣布开始。能赢得这一分钟，对一个考生而言是多大的鼓励啊！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十分，命题是：《 When I sing the song》。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卷内题就开始不停地写啊写，文章开头我用了：每当我唱起《东方红》，“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至今想起历历在目。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功夫都用上了，奋笔疾书了整整62分钟。监考老师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最后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赶快主动收笔，这时我已写了满满四大张纸。

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去向吴老师道别，从他那里得知我的附加题是满分，卷内成绩97，总分107，名列前茅。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场外伫候采访了。考试期间他们让一位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我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什么，那英语老师说看得不太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这位英语老师我认识，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情有可原，因为他跟爱人是上海外语学院68届西班牙语系的毕业生，为了坚持两人在一起，结果分配到了镇中学。四年西班牙语用不上，老大不小重起炉灶学英语，当时正是现学现卖。

那次考试文理科分开，政治、语文、数学统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考史地时我占了大便宜，原因是地理卷中出了一道填写美国地图题，要求写出地图上的城市、河流及四周连接的标记。因为我是学英语出身，对美国地图可谓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那条独一无二的人为国界线，我一眼确认是美国版图，填写城市名称和主要河流、下方国家与海湾、两边的大洋，哪怕用英文标出对我来说也易如反掌。

高考体检又是一个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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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招待所认识的吴老师，回杭过年时我去拜访了他，从普通的熟人成了朋友，这次拜访也意外关乎到了我的高考。

当时，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决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我的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地点都设在县城，离我在的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为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

第二天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医院除了急诊，停业一天把地方让给了考生。能否通过体检也是录取的一道关卡，而且把关很严。不光是那年考试竞争力强，录取名额少得空前绝后，更主要的是国家需要德、智、体全优的大学生。有些检查项目无关紧要，譬如近视眼，但内脏器官有问题不行，包括血压。我这一辈子那次是第一回量血压。

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医生建议我出去透透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是件好事。时已入冬，来到室外，我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能够降血压，还尽量大口深呼吸。

在外面冻了20分钟，回屋一量大夫果然说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准备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开心劲儿还没过，大夫又过来，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回去再量血压，并说：“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可再量，还是超标。

他们找来了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省招生办的吴老师。可他对我视而不见，我却多么想求他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虽没开口，但我用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几句就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道：“这回好点了。”我终于可以离开了，但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是已被淘汰！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

拜访吴老师时我才知道，高压标准不能超过130，而我始终超出2至3，但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真是幸运，假如一念之差，77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将会怎样？！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复加！直到上学后再量血压我才知道，我是家族性血压偏高。

第二天是口试，有近20个考生（包括中专）。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的水平与其他人明显拉开了距离，他后来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俩对这次口试尤其重视，口试之前就开始用英语对话。我们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笔试不差，录取问题不大，就怕口试砸锅。他更为小心谨慎，提前到考场查探考官是谁。我一到考场，他就兴奋又紧张地跑来告诉我：“考官是个大光头，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师，杭大毕业的。”

我没向他提起过我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他更不知道这位“光头”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我知道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后，一下子信心倍增，考得出色。后来听吴老师说，我除了“委员会”一词的重音读错，其他全对，尤其是最后英语十分钟的叙述令三位考官印象深刻，给了满分。

三生有幸进“北外”

虽然还是冬天二月，但大地已经开始回春。高考结束，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起，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

一天，街上忽然有人大声嚷嚷：张榜了！张榜了！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是镇中心的一家餐楼，餐楼大门左侧有一块大黑板，平时镇政府的重要布告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因为视力不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前面，看见首先张榜的是重点大学的大红名单，我们六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中午我到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一定给家里发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摩托车送去家里的，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街坊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我要把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拿着通知书来到镇邮电局，“袖珍邮电局”局长听说“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办公室赶来前台，问我考去了哪儿。我说北京。他马上说北京大学不错。我说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时乡下不少人以为在北京的大学就叫北京大学。他又问我考上什么专业。我说德语。他问原来学过什么？我说英语。他说，那就不用学了，德语和英语一模一样。一到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

1977年，虽然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但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当时打听得悉：197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浙江招德语生，上海外国语学院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填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7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在我的政审已经在公社里传得满城风雨时，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很久后我才听吴老师告诉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们大队，村里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我的房东等，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专业，但成绩不够格，校招生办决定从英语考生中挑选，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男女生各一，杭州市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我一个。

我被录取到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按当时的情况，也根本来不及，开学那么紧迫，我从接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一个星期，这期间办手续、转户口，一个星期两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举家相送，左邻右舍也都来了，孩儿巷里从未有过的拥挤。到了火车站，拥挤不堪，我向戴红袖章的执勤人员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我转头看到父母脸上自豪的神情。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除了考分，我想或许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而我这随意一笔实在是无奈中的别无选择，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是我们七七级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之前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年暑假，系里总支书记陈老师专程家访了我，看到我的普通家境，出门时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扩展一下便是：1955年出生；1966年“文革”；1977年高考；1988年出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足迹。

人生成功与否是个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不断解决旧问题，同时又不断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不是我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

2022年5月28日 易稿于慕尼黑

供图/金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