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故意拿零分的高考生现在怎么样了？,13年前故意拿零分的高考生现在怎样了

以安徽考生徐孟南为代表的一些少年，在十几年前，用高考故意拿“零分”的方式，宣告自己对当时教育体制的不满。这群青春期农家少年用这样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幻想和反抗，也用这种方式试图向外界寻求理解和认同。

记者黄子懿

摄影刘飞越

“年龄差”

2020年6月底的一天，安徽合肥。当山东省十几年前的高考受害者陈春秀、苟静站出来发声时，新闻和舆论迅速发酵。在安徽省一所大学的教室里，老师和学生就此展开了一场讨论。

上课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老师，刚来学校不到一个学期。教室里坐着几十个学生，大部分20岁左右，年轻的脸上闪烁着好奇的目光。暑假将至，学生归心似箭，这种讨论吸引不了太多关注。为此，老师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陈春秀想复读大学的想法上。

“复读是个好主意，但她可能很难适应，和周围的同学有‘年龄差’。”老师说。

一提到“年龄差”，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一起把头转过去，矛头直指许。他今年31岁，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大家都在笑什么？”问老师。几个同学说：“许有年龄差。”许孟楠站起来，向新老师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徐囡是安徽省高考“零分”考生。200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他故意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考号，并在试卷上指责当时的教育制度。他列出了“十大罪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零分，表达对应试教育的不满。此举在当时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争议不断。

十年后，许孟楠转过了头。2018年，他再次参加高考，被省内某高校录取。10年来，他从一个冲动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父亲。先后工作、结婚、离婚。他有一儿一女，同学普遍比他小10岁左右。他上课，和他们住在一起，成了班长。

徐囡又高又瘦，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娃娃脸。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话的时候习惯用手在胸前做手势，像一个演讲者试图说服别人。尽管有“年龄差”，许告诉本报记者，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他能和每个人打成一片，并享受他的同学和他开玩笑，这表明他和别人的关系很好。“现在是我人生中压力最小的阶段。”许对说道。

徐孟南在家中卧室里学习和整理材料

这和12年前的他大不相同。那一年，他一边积极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边与现行制度作斗争。他自己发出了“杀死现行教育制度”的通知，在网上发博客和帖子，建立网站，给教育部写信，以推动教育改革。最激烈的一次，他在高考结束后制造了“假自杀”的场景，并写下遗书，企图引起公众的关注。

在反抗的道路上，许并不孤单。从2006年到2008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几个“零分”考生，他们都试图用类似的手段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抗议态度。河南南阳考生蒋多多率先将自己的不满写在2006年高考试卷上，成为当年的十大教育新闻人物之一。成绩出来后，蒋多多接受采访时说：“就算有大学录取我，我也绝对不会去。”

2007年，湖南浏阳考生陈以“故意错会题，留白题”的方式，在当年高考中得了零分，并相继发表文章声讨高考制度。2008年，许和来自云南昭通的考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此后，被曝光的零分考生逐渐减少。

虽然回到了大学，许仍然记得十多年前的经历。一年多来，他整理自己过去的笔记，开始创作相关内容，讲述自己与这些“零分”考生的故事。高考成名后，他们的命运出现了分化：有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的人先工作，再创业，从而实现阶层跨越；许是唯一一个十年后重考的人。他选择学习新闻，学习写作、拍摄和编辑

暑假结束后，许每天呆在家里，白天学习整理资料，晚上兼职做电商运营，一个月收入5000元。离婚后，女儿去了妻子那里，儿子由父母看着。他致力于制作同年零分考生的小视频。“这些小视频还没完呢。”许说，每个考生都有几集短视频，他计划在暑假期间完成这些视频剪辑。

高考前后，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通过网络向他求助。“每天2、3个”，通常是成绩不好，打算弃考的人。许会劝他们，知识改变命运，要敬畏高考，珍惜机会。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首页写道：“对于一些现有的制度，我们最好先适应它们，然后控制它们，最后改变它们。”

零分计划

1989年，徐囡出生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郊区的一个村庄，距离县城约4公里。这是典型的华中农村，地势平坦，广袤无垠。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剩下的老人带着孩子，在6月底的农忙季节忙着收割小麦。

徐囡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父亲

母常年在外打工，他由爷爷奶奶带大。四个子女中，姐弟都早早辍学，唯独徐孟南成绩最好，从村小升至镇里初中，最后考入蒙城二中——全县第二好的中学。父母十分重视，中考前，父亲曾想过多花点钱找关系，把他送到最好的蒙城一中。徐孟南拒绝了，觉得二中更有把握。父亲为此生气。

当时的蒙城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18年摘帽）。高考之前的徐孟南从未出过县城。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县城街道多是坑坑洼洼土路，车辆一过就扬起尘土。2000年，知名演员牛群来蒙城挂职副县长，一干就是五年。牛群经常利用自身资源，请很多明星来县城演出助阵、参加活动。“当时听说牛群要来，大人们都有点不相信，一些媒体还写着牛群来这有点‘掉色’。”徐孟南说，很多家乡人会去县城围观牛群组织的文艺活动，但他只能从乡亲们的闲谈中感受那份热闹。那时候他在镇里念初中，专心准备中考。

即使考上蒙城二中，也并不意味着就能稳上大学。高三有约1000多人，本科上线率在50%左右。二中的优势和重心都文科，拿过多次县文科状元，但徐孟南学的是理科。初中时，他的老师就将他们定位为理科生，反复提醒：“你们以后都要学理科，文科的东西不用看。”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一律不学。

徐孟南的初中母校。他记得他上初一时有4个班，到了初三就只剩下2 个班了，辍学率很高。

高中学习紧张且压抑。校内宿舍有限，十人一间，三张桌子，没有衣柜，非常拥挤。徐孟南和同学合租在校外一个平房院内，院子分租了多间，他和两个同学占据其中一间，一年租金200元。家里条件清贫，他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是绳子系的，脚踏板摇摇欲坠。他吃1.5元/份的炒面，3元/份的素饺子，经常饿着肚子。

徐孟南腼腆内向，寡言少语。高一刚入学时，班主任叫他回答一个问题，他脸涨得通红，答不上话，自此老师再也没叫过他。进入高中后成绩也出现下滑，他憋了口气想要证明自己。

那时候没有手机，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来自报纸，或是网吧。进入高二后，语文老师让班级集体订阅一份语文类报纸，徐孟南为了省钱没定，平时借着看。某一天，他在语文学习报的一处角落看到一则作文大赛有奖征文启事，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跃跃欲试。由于文笔差，学校的作文竞赛他都没有参加资格。他幻想着悄悄地拿个奖，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一连几夜，徐孟南写下好几篇小文章投了过去。几天后，他收到回信说稿子入围，但需缴纳参赛费。他留了个心眼，查询114号码，能与信封上的号码对上。于是，他从生活费中省下50块钱汇了过去。最后，这笔钱石沉大海，号码也停机了。他被骗了。

为了这次作文大赛，徐孟南还去了一趟新华书店，想要找些书作参考。在书店里，他看到了韩寒的《通稿2003》。在书里，韩寒以激烈语态抨击当代教育制度，用“穿着棉袄洗澡”比喻学校所教无用。这让徐孟南极其震惊，“当时一下子就茅塞顿开的感觉，感觉这么多年被蒙在鼓里”。

然而，对于一个从村里走出的少年来说，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徐孟南在接触韩寒的这本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阅读。他只记得在镇上念初中时，学校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阅览室，摆着上百本书籍。有一次，他拿了一本文学书籍想要借阅，却被当值老师没收。“你们只管好好学习，不要看课外书。”老师这样说。上高中后，徐孟南连学校阅览室在哪都懒得去打听。

接触韩寒后，仿佛为他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他将作业本变成日记本，记录下自己的所行与所悟，3年里写下30万字；他开始频繁出入网吧，在烟雾缭绕、冲杀的音效与嘶吼中浏览博客和论坛，开通了博客，撰写自己的观点与理念，提出自己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如初中就培养学生兴趣爱好、高中根据兴趣选专业、学校按科目分走班制度、文化课分为学科考试与日常生活知识考试两种、高考录取根据高考成绩与平日总成绩之和决定等等。

那是互联网与自媒体初兴的年代，也是韩寒和蒋方舟们被全民讨论的时代。二人以文学作敲门砖，提供了传统路径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悄然间影响着无数学子。2007年，有8万人报名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创下参与人数之最。寄往作家出版社的一封封信件与稿件下，有着无数颗想依靠写作进入大学乃至成名的心。

2006年的河南考生蒋多多算是一个先行者。蒋多多是女孩，同样出生农村，“多多”这个名字意为多余。从小学起，她一直成绩不错，一度被家人认为有上重点大学的希望。上高中后，蒋多多迷恋上写作。她将所写的小说偷偷地投往四处，其中一篇被一家杂志社采用刊登，这给了她巨大的鼓励。从那之后，她沉迷写作，以“醉心飞魔”的笔名写下100多万字。2006年高考，她用蓝黑双色笔答题，在密封线外写下笔名。出分后，她某一科因违纪被记零分，从而引起关注。

徐孟南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了这个故事，他决定效仿。从高二起，他谋划起零分计划。这个计划他深埋心底两年，只写在了作业本上和博客里，从未对他人讲起。直到高考前，一个同学过生日，他才在祝福语中称，自己要去干一件大事，但并未明说何事。

“请相信我，我不是堕落了。到时候你会明白的。”徐孟南给同学写道。

“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

“老师你可以不用π算圆面积吗？”

“老师你认为当代数学有哪些缺陷？”

“老师你觉得用微积分解决问题精确吗？”

2008年，在距离安徽蒙城1200公里远的云南昭通，吉剑在高考数学试卷上质问阅卷老师。这是吉剑第二次参加高考。他数学成绩优异，英语却常考三四十分，严重偏科。从高二起，他写了很多数学论文，寄给各个大学，妄图通过论文直接被破格录取。失败后，他利用高考声讨高考。

这些考生们在声讨高考时，内心仍是非常胆怯的，恐惧爬满了心头。徐孟南至今还记得那时的心虚：为防止监考老师察觉，他要在试卷上偷偷摸摸地写。3个监考老师、30人的教室里，老师一走到附近，他就得赶紧把内容蒙上，装模作样地做试题。

或许是因为这样，最后分数下来时，很多考生也并非如愿拿到了零分。徐孟南最后拿了143分，吉剑的语、数、英分别为23分、8分、5分，理综有132分。

徐孟南很是失望。143分并不能获取关注，反而可能迎来耻笑和嘲讽。他的博客无人访问，点击率没有任何提升。家人对零分计划蒙在鼓里，只觉儿子发挥不好。曾经，有乡亲们问他大概能考多少分，父亲会说：“歪歪考（稍微考一下），不得考个四五百分？”如果正常考，徐孟南估计自己能上本科。

徐孟南决定去“自杀”。他写了一封遗书，首次对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带着两件旧衣服就出门。在家乡的涡河岸边，他摆上旧衣，搬到一块大石头扔到一边，制造“坠石落河”，最后买了车票去邻县。他没有多少钱，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大街、工地和河边。夜里，他幻想着“自杀”后引起关注成名，来熬过长夜。蚊虫不断骚扰，他就用废弃的宣传条幅遮住脸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后，媒体上还没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内心矛盾起来。他担心家人，也纠结自己的行为是否太傻。落魄之下，“零分”与教育改革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算了，就当一切都没发生。”他想着，种一辈子田，和家人平静地过一生也是一种幸福。他在日记里写，“心里矛盾，就想哭，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最后，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

徐孟南的家人。徐孟南现在相信，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消失的几天里，徐家人心急如焚，把县城翻了个遍。得知了他的叛逆后，父亲被吓到了，从他朴素的经验中，挑战体制是一种类似犯法的行为。“你这是在犯罪！”父亲说。他把儿子的笔记与文章扔掉烧掉，销毁了“罪证”。

徐孟南并不甘心。他从网络世界寻找慰藉，与陈圣章、吉剑等考生通过博客、QQ建立起联系，相互抱团取暖。在大家的建议下，他决定找到本省媒体曝光自己，不料在电话前守了几天，才接到媒体问询。报道刊登后，他翻着铺天盖地的消息，看着不断闪烁的QQ图标，觉得“上瘾”。

“如果当时高考之前我的教育理念能被引起大家的关注，我高考就不会考零分了。”徐孟南对我说，为了引起关注，他想过很多办法：给韩寒和郑渊洁留言、给教育部写信。他还自制数张“改革”告示，买了油漆，高考前后在校外涂抹。他胆小，只在夜里行动，被油漆熏得难受，一见人来就停，甚至溜。这些告示与标语第二天就被遮住了。

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对高考的反抗，更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向外界寻求认同的故事。蒋多多在“零分”后面对当地干部送来的400元钱时，抹泪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陈圣章策划过各种活动，他想挑战清华“精英”，他拍了视频，建了网站，将自己的照片与当时的“考霸”张非和蒋方舟放在一起，以清华校门为背景，这张照片与挑战信一起被放在他博客首页，还寄给了当事人与清华校长。

可想而知，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回应，媒体也逐渐失去兴趣。高考的喧嚣归于平静之后，他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活，后者远比乌托邦似的空想要残酷。

来自贵州的“零分”考生张强，因高考时写下《作文与嫖妓》一文，被人称为“零分状元”。这位“状元”在高考后的首次旅途中就遭遇不顺。在登上远行列车时，他被拥挤的人群挤下了火车，摔在了一旁的铁轨上。而不远处，一辆火车正在驶来，朝着铁轨上的张强不停鸣笛。人群停止了拥挤，围观着他的命运。

生死之间，张强拼命地往轨道外爬行，最终躲过一劫。他后来对人回忆，往外爬的那一瞬间，他思考了很多，想着高考，想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感到“自己错了”。想要上大学的目标，从未如此清晰明朗。

“我想上大学。”火车驶过后，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

高考后，徐孟南听从爸妈安排，去投奔在上海打工的姐姐。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走出蒙城，而他记忆中的上海，与蒙城没有太大区别。姐姐一家在上海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卖小吃，“也就是农村的模样”。

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告灯箱组装厂，产品出口海外。工厂很小，一共四人，一位20多岁的工友跟徐孟南聊得最多。这位工友初中辍学后在社会上混，为兄弟坐牢，妻子选择离婚。他反复对徐孟南说，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校读书，来此打工就是为了攒钱读书，念书才是出路。“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他很后悔没有好好念书。”徐孟南听了很纠结。他开始承认自己做错了，但又说自己不后悔。

那时已是暑假，与张强交流后，两人决定再去找记者报道自己想上大学的事情。“我想我们俩在一起的影响力很大，应该有大学录取我们。”徐孟南说。他瞒着姐姐一家回了合肥，找了当地媒体，憧憬着走上大街上能被人认出，其间还他人被骗了700元钱。然而报道出来后，影响力大不如前，徐孟南看着报纸上那个困苦少年，觉得就像“一个乡巴佬”。

回到上海后，徐孟南进入一个包装厂打工，包吃包住，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800元/月，无劳动合同。他知道这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960元/月，不签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他咨询了律师，找到劳动局投诉，要求双倍工资赔偿。投诉的结果还没下来，两位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图什么。徐孟南说，一为工资，二为法律。

“别人都不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做？”老板说，上海不正规的厂很多，但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徐孟南说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说：“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

老板笑了，说：“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换个地方开厂。但你也不好过，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这句话吓住了，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条件，不让其他同事知道，拿了双倍工资走人。

打工几乎是所有“零分”考生最初的归宿。像是闯入狼群的一只只绵羊，初入社会的他们被追击与捶打。吉剑在高考后去了昆明打工，在大城市里，他不再有撰文声讨应试教育时的意气风发，进过餐馆、去过工地、睡过长椅、捡过垃圾、贴过海报，生活极其困苦拮据。

吉剑形容那段日子是“像狗一样活着”。最窘迫时，他身上只剩下2.5元钱，他拿着这钱去买馒头，旁边一位男子像看乞丐一样看了看他，他忍不住扭头痛哭。这日子持续数年，2012年有记者回访他时，他在浙江永康挤在240元/月的出租屋，拨弄着一台老旧电风扇，蹭同事的空调屋熬过炎炎夏日。

最早拿“零分”的蒋多多，在2010年前后主动联系上徐孟南，两人通过QQ交流。当时的蒋多多在杭州一所技校就读，徐孟南一次聊天时提到了高考零分的往事，蒋多多很抗拒，表示不愿再提。她说：“说真的我也有点后悔，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生活还可以，就是有点累。”此后，徐孟南和她联系渐少，只能通过QQ动态了解彼此。他看到，蒋多多后来结婚生子，时而抱怨老公。她的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13年，此后QQ号被废弃，蒋多多与众人断了联系。徐孟南说，他感觉蒋多多过得不如意，向生活低头屈服了。

徐孟南想回学校，但生活驱赶着他往另外的方向走。2010年，他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一个患有言语障碍的姑娘结了婚，在岳父的养猪场里干活，一个月3000元，两人生下一儿一女。几年后，双方和平离婚，徐孟南又辗转江浙沪打工，做起电商，写起文章。在他长达150页的博客目录中，有关电商的内容代替了教育与高考，成了主流。靠着做电商和写自媒体文章，他一个月也能挣上一万元，直到重新参加高考。“人终究还是要会一点技能的。”徐孟南说，他之所以选择重来，也是因为想学一点技能，给自己一个新开始。

徐父很能干，农忙时节在家里种了40 亩地的西瓜。徐孟南也会帮着干活。

吉剑秉持着类似的观点。即使是在昆明落魄的日子里，他说自己也有一股劲，会看数学和物理书籍。高中时，他的物理选择题经常全对，他由此坚信自己不笨。2010年，他来到浙江永康打工，做流水线的工人。第一份工作是车间的装配工，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工资1300元，他不满意。2011年，他到一家门锁厂做销售，售卖门锁，每月1500元。这过程中，他开始思考管理流程上的优化：车间冷气机浪费电、物料浪费、工人积极性不高。他不善言辞，就把问题和建议打印整整4页A4纸，交给老板。老板看了后很高兴，觉得他在为企业着想。“现在来看，当时那些想法很是幼稚，但其实主要目的是让老板知道，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吉剑对本刊记者说。

也是在这家门锁厂，吉剑开始“逆袭”。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网络营销技巧，能通过文案策划等手段，提高企业在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排名。他写了无数篇软文，免费提高了公司的曝光率与搜索排名，受到诸多老板赏识。老板让他负责策展门博会的展位，吉剑看了不少书，摸索着完成了任务。那一年，他的月薪资就从1500元上涨达到了过万。

2013年前后，一家跑步机工厂开出高薪挖吉剑过去，老板百般挽留。吉剑问老板：“你以后有上市的计划吗？如果你打算上市，我能分点股票。”老板说没这个想法，吉剑选择了离开。2015年，吉剑创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电子产品。几年下来，靠着淘宝店他入账百万，在杭州等地购置多处房产，还投资了多只股票与基金，跻身中产。如今，他的目标是在35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

“最重要的是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没有什么捷径。”吉剑说，10年以来，他从来没有从停止学习，每天都学习视音频课程，从早期的哲学、历史与《易经》，到后来的投资理财知识。他对BBC的知名纪录片烂熟于胸，用抖音时也喜欢看量子物理的视频。他靠此弥补没有上过大学的短板。吉剑坦承，自己有些幸运，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这种细分行业里，只要有一招鲜，就能吃遍天。”

吉剑喜欢走遍大江南北，这些年去了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旅行。

这种旺盛的求知欲或许来自童年。吉剑的父母是淳朴的农民，母亲是高中毕业，有一定文化，从小就给吉剑讲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故事。3岁那年，母亲带着他远行几百里去了昆明。吉剑第一次走出山区，来到省城，在新华书店里翻阅着家乡没有的书籍。

吉剑说，他希望尽快实现财务自由，之后打算做一个独立学者，钻研学问。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阶层固化论是扯谈”，而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与大学课程无差别。但偶尔，他也会自卑，将自己与遇见的大学生做比较，想着“是否上了大学之后会更好呢？”

十几年来，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给吉剑留言，尤其在高考前后。这些年轻人质问高考的意义，征求他求学和就业的建议，甚至还有人问询他曾提过建议的那家工厂的联系方式——对方也想进这工厂，以复制吉剑“逆袭”的路径。

对于这些求助者，如果是还未参加高考的学子，吉剑通常会奉劝对方要慎重，毕竟自己最初在昆明的日子太悲惨；而对于要毕业的大学生，他会奉劝对方先把自己养活，再谈梦想。“现在想想，我当年也是野心太大，本事太小了。”吉剑说。

徐孟南也会接到很多人的求助。他与吉剑、陈圣章等考生仍保有彼此的联系方式，平日能看到对方动态，但几乎不再联系。他不羡慕吉剑这些发家致富的“零分考生”，称他并不看重钱财，而是“想要做一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高考“零分”后，徐孟南曾与当时的班主任发生过争执。班主任说，社会即使有不足，也是一个人改变不了的，“你应该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叫社会来适应你”。徐孟南反驳，“人类不只在适应，也在改变”。

2017年，徐孟南重新报名参加高考。他拿着9年前的高中毕业证去县城招生办报名时，用手机搜索了高考相关的新闻。一则2014年浙江、上海等地高中教育改革的新闻映入眼帘，里面推行的走班制、选科制替代文理分科、一年多考、综合评价等政策让他觉得熟悉。他瞬间感到，这些改革内容，与他当年提出的教育理念“相差不大”，自己当年的坚持终于获得了认可，是值得的。

“特别的激动。”徐孟南回忆自己当时内心一阵狂喜，“我比韩寒更进一步了，韩寒只是反叛，我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教育理念呢！”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9期，文中张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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