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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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京大学中国教育与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期，普通高中分流引发的教育焦虑在舆论中发酵，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分流的关注度空前高涨。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关注，公共媒体甚至学术论文中充斥着被情绪、态度甚至刻板印象所主导的声音。纠正偏见，重塑常识，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公众讨论的重中之重。

本文采用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院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调查的抽样框架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住户调查(CIE FR-HS)的抽样框架一致，覆盖除西藏、新疆、港澳台以外的29个省份、363个区县。然而，受数据收集过程的限制，最终的毕业生样本分布在24个省、353个县的近1000所中等职业学校。数据收集由抽样学校班主任联系毕业生，以网络问卷的方式于2020年10月完成。由于部分样本没有明确回答毕业后去向，因此使用了毕业后去向明确的16946个样本进行分析。必须强调的是，虽然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设计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框架，但由于数据采集过程依靠学校班主任联系毕业学生在线填写，不可避免地存在样本偏差的问题，数据质量会逊于入户调查数据。但作为国内少有的采用科学抽样设计、具有一定全国代表性的中职毕业生抽样数据库，基于该数据的分析即使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全国情况，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澄清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一些误解，对今后的政策制定有所帮助。

1.升学是中职毕业生的主要去向。

在2022年2月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职教司司长陈提出，要推动中等职业学校多元化发展，从“以就业为导向”向“就业与升学并重”转变。事实上，升学已经成为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去向，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深造，如一对一招生、五年一贯制、普通高考等。对于没有经济后顾之忧，一心读书的学生来说，几乎不存在能不能上高职的问题，更多的是能不能上高职甚至本科。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与金融研究所进行的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抽样调查，近1.7万个样本中只有35%的人就业，其中约65%的人去了高校继续深造，其中约10%的人去了本科院校。在升学渠道上，主要的升学方式是一对一的招录和各种形式的直升(五年制，本校全进等。).近9%的学生也选择了普通高考，与普通高中生竞争。对于坚持毕业的学生，男生和女生的整体毕业率没有显著差异，但女生的本科毕业率(7.2%)略高于男生(5.4%)。

随着高职高考的推进，应用型本科和高职本科都在从中职学校扩大招生规模。2021年10月，将军们

-tt-darkmode-color: #81B98A;">2、升本是中职学校吸引生源的关键

本科录取人数已成为中职学校吸引生源的最重要因素，堪比普通高中的“211”高校上线人数。因此，本小节聚焦中职升本率进行分析。

中职升学考试制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区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东部和中部相差不大，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直接就业，60%升入大专，7%左右可以升入本科；但在西部，44%的学生直接就业，仅有4%的学生得以升入本科。西部地区学生的升学比例远少于东部和中部，尤其是升入本科的机会。

分专业来看，农林牧渔、文化艺术、资源环境类专业的升本率位列前三，超过了15%，石油化工、医疗卫生、信息技术、财经商贸类专业的升本率在5-10%之间，其他专业大类均低于5%。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设计定位服务于三农的涉农专业，是所有专业大类里升本率最高的。

从学校类别来看，国家示范或省示范中职的升本率略高于其他学校1到2个百分点。区县属公办学校升入本科的比例为9.0%，明显高于市州属公办中职和民办中职。在实习实训设备、双师型教师等办学条件相对省市属学校有所不足的情况下，不少区县属中职学校较早形成了以升学为核心竞争力的办学模式。在多个省份的田野调查中，甚至在国贫县，可以看到每年升本超过200人的县域超级中职。

家庭因素也有重要影响。独生子女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比例为31.0%，有一个兄弟姐妹的提升为36.1%，有两个及以上兄弟姐妹的进一步提升为40.5%。家庭负担显著地影响着学生的升学就业选择。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学生直接就业的比例为38.0%，5.1%的比例升入本科，而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学生直接就业比例仅为27.0%，有10.2%的比例升入本科。不同户籍的差异与之类似，非农户口家庭的学生直接就业的比例为32.0%，升入本科的比例为8.2%，农业户口的学生直接就业的比例为37.3%，升入本科的比例为5.0%。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明显。父母至少一方有本科学历的学生升入本科的比例为15.4%，父母有一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工作的升入本科的比例是12.3%。总而言之，来自社会经济背景相对更好家庭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从中职升入本科。

上述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在普通教育领域这已是常态。家庭资本通过一系列作用机制，在基础教育阶段取得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机会优势，从而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家长择校和课外补习的盛行，就是上述作用机制在起作用。但是，在普通教育的赛道里，严格的升学考试制度使得家庭资本处于优势的家庭通常需要将其资本优势转化为学生学业成就上的优势，才能实现上述社会再生产。

然而，在中职教育的升学中，上述作用机制出现了异化。自我汇报高二期末成绩中等以下的学生，若父母有一方在党政机关事业团体或国企工作，有10.6%的比例升入了本科；而自我汇报高二期末成绩排名很好的学生，若父母无人在党政机关事业团体或国企工作升入本科的比例仅为10.4%。升入本科的学生平均只有1.8个月的实习实践活动，升入大专的学生是2.7个月，就业的学生则为3.9个月。在升入本科的学生里，有10%没有实习实训的经历。没有取得职业证书的学生升入本科的比例为6.8%，而取得了一个或两个证书的学生升入本科的比例仅为5.3%。

是什么导致更少实习实践经历、没有职业证书、部分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反而有着更高的比例升入本科？普职融通是最重要的原因。许多学生在高三年级从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选择一个专业进行强化，竞争本科院校的入学机会。他们汇报的成绩可能是普通高中时的成绩，也更可能没有考取任何证书。一些中职学校校长明确表明对口升学主要招收普通高中高二或高三学生，参加对口升学的学生不搞实习，一心备考。某些中职学校内部甚至有了“升学区”和“非升学区”的隔离，以免升学的学生受到影响。另一原因或许来自目前中职升学组织管理上的不足，录取时存在不规范的行为。部分有经济、信息和人脉优势的家庭无需将家庭资本转化为学生学业成就上的优势，即可让学生获得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

3、政策如何为职教升学护航

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职教育难以满足智能制造对高级蓝领的要求。以备受推崇的德国为例，据其2020年教育统计报告，中职学校毕业的学生约4.5%在当年直接升入高等教育，工作后陆陆续续约30%获得高等教育学位。德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仍是中职教育毕业生，其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协调发展造就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2020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学率65%，远超德国。

东亚地区经济体普遍在经济起飞后出现了中职教育的升学转向。我国台湾地区经过上世纪90年代教改后，中职升学率从1988年的不足5%一路飙升到2012年的83.5%，此后略有下降但2018年仍有79%。这一升学转向满足了家庭对学历提升的需求，但也出现了就业预期提高基层人力资源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应被珍视。

目前，我国职教大比例升学已成定局。在大力整治中职升学招生中不规范行为的同时，完善职教升学相关的制度安排，扬其长而避其短，是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首先，学生资助政策需要更多关注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升学。数据显示，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继续升学的几率下降5个百分点。中职免费政策帮助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了高中阶段学业，但高等教育阶段高昂的成本、尤其是失去潜在收入的机会成本阻碍了其继续求学之路。相较于普高，职校的学生更多来自于经济困难的家庭，其求学之路也更加需要公共政策的扶持。加大针对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让努力和能力成为中职毕业生前程选择的主导因素，是学生资助政策的应有之义。

其次，“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内容与结构比例的优化调整，关乎中职学校类型教育特点的去留。在语数英三科之外，职教高考还有区分了专业大类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考试。高考就是指挥棒，中职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活动将围绕这一指挥棒而重塑。大量普高生在高三年级转入中职学校参加对口升学，虽然这在个体层面无可厚非，但也说明普高和中职教育间存在“套利空间”，上中职成为上大学（主要是上本科）的捷径。这一套利空间的形成，部分来自考试内容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强调的不够。拒绝普高生转入中职学校的方式有悖于普职融通的基本理念，并不可取。但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密切关注大规模高三学生转入中职的“套利行为”，并据此调整职教高考的考试内容和结构比例。

再次，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实践，将决定能否兼顾产教融合。在制度设计上应更多鼓励中职毕业生有一定工作经历后再升学。没有取得职业证书或更少实习实践经历的学生上了本科，这一现象应当得到改变。随着中职教育从“就业导向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升学率尤其是升本率对学校声誉的影响不断升高，深度校企合作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行为。面对一些升本人数超过百人的超级中职学校的崛起，一些原本擅长面向产业办学、有着悠久学徒制历史的中职学校，逐渐丧失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一些紧密服务本地产业的中职学校不得不调整办学导向以吸引优秀生源。而优秀生源的继续升学对企业深度参与中职学校人才培养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专升本比例的日益增加，这一机制也传导到了高职院校，许多原本深入开展的校企合作项目因优秀生源升本而受到冲击。制定有利于产教融合、有利于真正技能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并基于此开展录取，将考验改革者的智慧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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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将三审：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4月14日在记者会上介绍，根据各方面意见，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拟作如下主要修改：

一是突出就业导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二是坚持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三是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贯通。

四是进一步明确扶持措施，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其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五是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六是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

臧铁伟介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有194名网民提出了403条意见，另收到群众来信9封。社会公众对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制度、对职业教育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补助、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方面，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职业教育应当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实行的原则中增加“校企合作”，并进一步明确，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二是明确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三是明确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对符合条件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按照规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支持，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及其他税费优惠。

四是明确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招收学生，以工学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徒培养的，应当签订学徒培养协议。有关企业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补贴。

五是明确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

六是明确与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共同举办职业教育机构等多种形式进行合作。

七是政府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和培训。

八是国家鼓励企业安排实习岗位，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实习。

九是国家支持企业设立职业教育奖学金、助学金，对职业教育捐资助学。

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贯通方面，修订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明确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二是增加鼓励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开展职业规划指导的内容。

三是明确中等职业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有关专业实行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贯通招生和培养。

四是增加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汇总发布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及其专业设置、招生情况等信息，提供查询、报考等服务。

五是接受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的，可以依法申请相应学位。

在保障享有平等的升学就业机会方面，修订草案规定：

一是明确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专门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

二是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员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用、聘用的重要条件。

三是明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

来源 | “全国人大”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