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到底上几年,高中应该上几年

中国青年报

早上7点学习，晚上10点学习，每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全国各地的高三学生几乎都进入了高考“备战”状态，而部分高二学生则进入了最后半年的课程学习。

131万，这是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多方压力下，高中教育的促进功能已经让位于选拔功能。高二完成高三教学任务，高三成为复习考试阶段，早已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始于“人音”学术制度。1922年实行“任旭”学制，或称“633”学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几经变迁，到80年代中期，中国大部分地区恢复了“633”学制。自此，高中学制三年基本稳定。据媒体报道，四川、河北等地的一些学校。正在探索实行“二四学制”，即初中两年，高中四年。

那么高中有多少年呢？现在是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首席教授劳凯生认为，“高中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学多少年，而在于如何根据学制合理安排和实施课程和教学内容。”

高三结束的每一天都一样。

暑假过后，从安徽界首一中毕业的赵龙成为安徽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大一新生。他形容自己好像读了两年高中，因为高中最后一年在复习。

“5: 40起床，早上6: 40学习，8: 00上课，上下午四节课，晚上10: 00学习。每两周只能在周日早上休息。”这是赵龙的高三课表，也是很多高三学生的课表。广西来宾一中的一名高三学生胡敏觉得，“每天都是一样的。”

三种高频考试，赵龙记忆犹新。每天都有随堂考试，每周一次分班考试。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考试使赵龙厌倦了写文章。面试的时候，他会停顿一下说：“这就像作文题。”

他想了一个避免写作文的方法。语文课堂考试的时候，老师会让组长把所有的卷子收起来交到办公室。改完之后，小组长会统计分数。赵龙是组长。利用职务之便，他把没写的卷子掏出来，然后给自己登记了一个分数。

其实赵龙的高三从高二暑假就开始了。在他的记忆中，暑假只是班主任上课换个地方而已。“是自愿的，其实是被迫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每学年有11周假期，但实际上暑假只有两周。

以高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高中生活，会有一次“逃兵”的经历。

刘玉在河南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的成绩是拔尖的。2018年8月初，班主任通知他和班上另外两名同学去衡水参加选拔考试。如果考试通过，高三可以在衡中就读，高考回到原籍。班主任说学校付出了很大代价，让他们回去和家长商量。“父母特别支持，”刘玉说。“每个人都想去衡中，我也不例外。”进入衡中，就相当于踏入了清华北大。"

2018年8月底，刘玉和同校的12名“尖子生”来到衡中参加考试。“人很多，都是和复读生一起考的”。通过选拔考试后，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匆忙报名缴费。

“上课的时候没人说话。”刘玉来到教室的第一天，他很害怕。一个班有100多个学生，从黑板到最后一排，都是t

“如果教育改革，考试成绩只占一小部分，(学校)教你动手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综合能力，这绝对是大城市赶不上的好资源。”刘玉说，他所有的同学都明白这个道理，也明白老师所说的“高考改变命运”。

从一年备考到两年备考

似乎基础教育的“最后一年”变成了“复习年”，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现实。高三复习的背后，是高一高二的教学进度。3年的课程压缩为两年，甚至一年半。在教“超速”驾驶的路上，有些同学被落下，只能全程陪伴。

王佳是江西省萍乡市钟平附属学校的一名高二学生。在过去的暑假里，她一直在参加网上课程。这并不是老师的要求，而是她自愿报的班“为了补上荒废的课”。

她反思了自己成绩不好的原因，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有的老师赶教学进度，说话太快。“几个学生能跟上老师，不代表全班都跟上”。

许多学生贾反映，他们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知识不扎实。“初三复习的时候，感觉课本跟新的一样”。

毕业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的赵天一回忆起她的高中生活。“如果她学不会，她就考不好”就像两块大石头压在她的身体和心灵上。每次成绩出来，她都抱着卷子喊“不学了，不学了”。但是，哭过之后，她还是要擦干眼泪，捡起丢弃的书本，继续学习。她说：“学习需要兴趣。短短三年时间，在一堆我并不都喜欢的科目里，我学到了很多。”她觉得学习就是学习的意义。

张明觉得自己和热门电视剧《小欢喜》里的方逸凡很像：成绩差，喜欢唱歌跳舞。从小喜欢表演，演过两部微电影，还有很多话剧小品。表演可以满足张明的很多想法，“我很享受表演的过程，在镜头下有另一种生活的感觉”。

因为热爱表演，张明想考艺考，没想到父母和学校成了他梦想的绊脚石。他去了广东佛山南海区石门中学，这是南海区最好的中学。“高三没有音乐课。”他曾经告诉过他的老师，但是老师告诉他学校不支持艺考，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和指导。张明的父亲也投了反对票。“学艺术不现实，毕业也找不到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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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自由的张明觉得自己被高考的框架束缚住了。对于几近一年半的复习，张明评价说：“复习说好听点是历练和提升，说难听点就是靠意志坚持下来的空白格。”

学校被夹在中间

对于为了强化学生应试能力，压缩教学时间、拉长复习时间的教学方式，老师们持有多种看法，有认同，也有无奈。

侯盛欣是河南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她认为有利有弊：“以应试为目的的教学，更多重视知识本体，忽略了考察学生的能力。”她举例，比如高中英语，现在很多地方学的还是哑巴英语；再比如地理，需要学生走出去，了解实际，和生活接轨，而不是单一地学习书本知识。

“压缩教学时间本身就减少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提高的有效时间。另外，对本身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更是不利。”但是，侯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觉得合理：“学校争相这样做肯定不傻啊，熟能生巧，反复打磨。”

要想留足一年到一年半的复习时间，各科老师每天要上2到3节课，抢赶教学进度；学校要安排早晚自习，利用周末上课，延长每日学习时间。

陈老师是内蒙古包头市一所高中的班主任，他说：“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学校注重成绩，这样做也是没办法。”陈老师每周要教12个课时，这个课时数，乘以高考的6门科目，已远远超过高中课程标准规定的一周35个课时。

“没办法”是陈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最多的词语。地方政府以升学率为标准考核学校；学校把一本率、重本率、清华北大的指标分配到每一个班级；学生家长把孩子考上好大学的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在重重压力下，陈老师说：“没办法，老师只能通过不断地复习、考试，强化学生的应试能力。”

劳凯声曾和多位教育专家研究过高中课程标准，他说：“我觉得高中课程，3年时间学完都很紧张，而且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据他介绍，自2016年起，北京有的优质学校把中学学段做了重新划分，初中两年，高中四年。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严禁超课标教学、抢赶教学进度和提前结束课程。

陈老师坦言，地方部门审查前会提前通风报信，“换课表，把早晚自习去掉”。后来干脆教室里贴着“合规”的课表，学生们执行另一张课表。实际上，地方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变相支持，“老师们的夜自习费就是财政补贴的。”

学生家长也持赞成态度，“在学校学习效率高”“高三就应该学习”。在家长的助推，地方部门的默许下，“末年复习”愈演愈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被夹在中间，政府要考核学校的升学率，家长强调孩子要上什么样的大学，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学校就会采取快马加鞭的方式，尽早上完课，然后进行强化复习。

“末年复习”成为无解难题

其实“末年复习”现象并不是高中独有，初中也同样存在。熊丙奇了解到，现在各地初中基本上都是用两年时间上完3年的课，最后一年用来刷题。

“12年学制的基础教育，是要求给学生完整的教育，除了知识学习，学生必须还要接受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熊丙奇举例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12月就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还要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

教育部门现在已经明确禁止培训机构进行超前教学、提前教学，但初高中普遍的“末年复习”仍被看作正常，熊丙奇认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任务，任务第一条就是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之所以产生“末年复习”这种现象，熊丙奇总结为两个因素。一是地方政府不依法治教，对于破坏教学秩序的行为不制止不追究，以升学率为导向考核学校和老师。二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导致了基础教育阶段唯分数论。再加上家长赞同，于是成为长期存在的“无解的难题”。

劳凯声认为，这不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当前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工给予了高考压力，“上大学和上职高，未来就业的收入差距、地位差距较大，导致大家更愿意上大学”。无形的社会压力施加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之上，增加了高考的负担。

考试需要复习是常理，“用一整年时间去应付一场考试，我觉得有些过了”，劳凯声认为半年的复习时间较为合理。他坦言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也会缓解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兼顾、协调教育的选拔功能和促进功能”。

该如何解决，熊丙奇也开了几个药方。首先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监督办学，对学生进行完整的基础教育，开足开齐所有的课程，保证课程时间以及课程质量。此外，改革评价体系，不以升学率为单一标准。采用教招考分离模式，即中学自主办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评价体系。

“以高考科目为主导的基础教育教学，是目前教育最大的问题。除了知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都存在边缘化和弱化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只用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的方式不变，一年甚至是一年半备考的模式依旧会存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龙、胡敏、刘宇、王佳、张明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石佳 记者 李新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