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高考让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有了选择,恢复高考30年

从1977年到2017年，恢复高考40年。

40年前的高考是一个黎明，唤醒了一个沉睡十年的民族的理性和理想。1977年是无数个人的转折点。

出生于上海的导演姜海洋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30年后，他拍了电影《高考1977》，追溯了我们生活的一代人的日子，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及他们面对命运转折的悲欢离合。

这个靠高考改变命运的电影人，回头做了他电影生涯至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高考1977》姜海洋补充了很多想说的话。他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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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校到电影学院

蒋1972年中学毕业，当时有插队落户政策。因为他家已经有两个姐姐在外地了，他正好处在不能插队落户的位置。

当时上海刚刚恢复技工学校，姜海洋去了现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前身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学了两年力学。“我在学习期间很活跃。学了两年，留在学校当老师。”姜海洋说，“我很高兴。我可以继续学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愿意上学，这是普遍现象。”他说：“那时候学校不招生不考试，分配你学习。你还想选什么专业？”

导演姜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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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读机械，但我做的是文艺青年的工作。在学校，姜海洋组织大家表演，写诗，出版黑板报，开展体育活动。学校觉得他擅长这个，就把他留在了团委工作，或者继续做这些唱歌跳舞的事情。四年了。“这种氛围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是很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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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正式宣布恢复高考之前，消息就已经传开了，插队落户的年轻人反响强烈。但对于像姜海洋这样在大城市有更好工作的人，他说他仍然需要考虑一下。“这是一个选择，但我也害怕如果我学习，我会被分配到另一个地方。上海人是怀旧的。”

到1978年，姜海洋觉得他不能再犹豫了。“我很想。我这辈子要这样吗？因为父母都是文艺界的，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所以我决定去电影学院。”

姜的高考没有插队落户的知青那么辛苦。报艺术院校，没有单位的证明也可以。姜海洋说，“估计那时候，如果要考个证，学校肯定不会让我去的。你要培养你在这里好好干。”姜海洋没有告诉学校他要参加高考。

他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我爸爸也是演员，所以他跟我说你当演员优势不大。你长得很帅，但没什么特色，也不缺你这样的人。”父亲认为他总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演员需要激情，所以他可能更适合考导演。

姜洋是82年电影《高考1977》的实习生。

那一年，编导和表演的考试时间冲突。导演系在上海有考点，所以姜海洋去了导演系。

试着编故事，背诵，速写。江洋回忆说，当年竞争很激烈。仅上海地区就有700多人报考北电的总监部。“大部分人背总会，编故事，但不会做小品。我从小就很擅长。我当时在做素描，由焦晃辅导。复试顺利的时候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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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入复试，需要单位证明。江洋不好意思跟学校说，幸好单位负责公章的同事跟他关系不错。“我会跟h做思想工作的

江洋还记得复试的题目。故事题目《高考1977》，命题作文《高考1977》。之后看电影写影评，看《小街》。

问姜海洋，如果他当年没有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他会留在学校继续教书吗？姜海洋说，在他决定参加高考后，他的学习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后来的准备是1979年去一所真正的大学，他最喜欢的复旦大学。“其实当时我上文化课太容易了。我自己在学校是老师，数学物理都没坏，只要稍微复习一下就行了。那些下乡的人不用那么辛苦，连书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算你上的是正版大学也没问题。”

物主

动选择了命运的个人理想主义者

等到入学，江海洋发现，学校的老师也耽误了十年，“他们虽然是教学者，其实也在摸索，也在跟我们商量着学习。”

那个年代，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就是读书，正值读书的年龄，十多年不让我们读书，所有人对知识的渴望都是如饥似渴的。所有人都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虽然这句话当时并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样的，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奔赴这句话去践行的，大家都知道，读书了才有出路。”

江海洋与陈凯歌、田壮壮的合影。摄于2007年。

导演班28个人，年龄背景参差不齐，班长是田壮壮，党小组组长是陈凯歌，江海洋是团支部书记。江海洋记得在同学们中，陈凯歌的英文是班里最好的，他的宿舍里总有很多文学书，有些甚至是原版英语书。

而隔壁摄影系的张艺谋的钻劲最令人佩服，有一次，江海洋在张艺谋的宿舍床底下发现了一大块铁疙瘩，拖出来一看，竟然是张艺谋熔铸的一个摄影机模型。他大惑不解地问：你做这干吗？张艺谋答道：这是为了拿稳摄像机，而特地做了用来练习的。

田壮壮和江海洋当年在大学参加运动会。

“我们所有人都是要念书，学习氛围好到什么程度——当发现一个同学在看什么自己没看过的书，过几天一定大家都去看那个书。生怕自己落下什么，错过什么。” 那时候刚开放，同学们看了很多电影，禁锢十年后一下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到这一代导演“出山”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姿态，来阐释他们对电影的看法，这就是“第五代”。

都说77、78级的考生是真正的精英，在之后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中成为最中流砥柱的一群人。江海洋认同这点，“这个闸门关了11年，所有人集中在这个口。全国第一批进闸的人，1056万人考试，身强力壮跑进去的4%，那是第一批自己去选择命运的那代人。”

《高考1977》剧照。

江海洋说，父母那代人，是无私的理想主义，“一切都是国家的。我们这代人也是理想主义，但我们没那么无私，我们会想个人。会把个人命运前途和国家利益放在一块去想的。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我们是知道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个人的理想主义者。个人的上进是我们那代人普遍的标志。”

江海洋总结这一代考生的共性时说，“我们是在没有选择中长大的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这个意义就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可以选择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了。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审查资格，没有门槛。我们从小的梦想，因人而异的差异化的理想，有人想造飞机潜艇，有人想搞电影文艺，都可以凭借高考得到机会了。高考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其次，高考公正、公平、公开。十年禁锢之后，有一件事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那是跨时代的事。”

《高考1977》海报。

《高考1977》：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

毕业后江海洋到上影，体制内的单位，拍什么都是被分配的，创作上并不自由。从进厂到拍《高考1977》已经过了20多年，当中有13年江海洋都在拍电视剧。

一开始《高考1977》也是江海洋找了外面的钱想拍电视剧的，“但心里也总有心结，觉得我学电影的，我最好是用我学到的本事，讲述一段我曾经的经历。”

江海洋筹备这个电视剧的事被上影厂领导知道了，时任上影厂长的任仲伦是77级的考生，副厂长汪天云是78级的，都对这个事情有情结。“他们知道我要拍这个，就来找我，说可以拍电影，厂里给钱。我也很高兴，在很短的时间就搞出了剧本。”

但这期间还有些小插曲，为了提纲，创作整整拖了大半年。上影决定要拍这个题材，就又重新组织创作，厂里的想法觉得江海洋写的太单一，想把东西南北中都囊括进去，又派生出4个不同角度的想法，有记者的角度，有从领导人的角度，后来又征求各方意见，最后还是拍板用江海洋的版本。

“在我的剧本里，我讲群像，基本的东西都讲到，人心之迫切，风吹草动，将信将疑。真的可以改变的时候，每个人对改变还是有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亲情、友情、爱情都受到影响，这是人之常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不是要拍一个关于考试的电影，而是人在那么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写生存状态比考试要重要。”

《高考1977》剧照。

《高考1977》里最后有一群人追火车的戏，江海洋说，这是个比喻，“火车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火车来了，你赶不赶得上？一天只有一班。这就是我要讲的话，11年总算来这一班，我赶上了，以后不再有了，以后就正常考试了。那一年的高考是特殊的。”

《高考1977》之后，江海洋也持续关注高考和教育的题材。后来江海洋又把电影里没有讲完的话拍成了电视剧《我们的1977》。“但电视台审片的人已经更年轻了，对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没有共鸣，都说这个戏不卖座，没有播出。”

江海洋还想拍当代的高考，40年来，高考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但是“现在的高考是一整个家庭的事，和当年个人的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找投资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他还吃不准创作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