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别再说命运了,40年前的高考和40年后的高考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离开学校六年的陈存重新走进考场。那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著名的小说家。

那一年，录取率只有4%。陈村参加考试的考场有25名考生，也就是说只录取了一个人。“当时，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没想到考上了。”

陈出生在上海，“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上小学五年级。虽然他仍然读完了中学，但他几乎从未在一所像样的学校学习过。中学毕业后，他插队落户。四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在弄堂里的一个制作组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23岁，有6年工龄。“当时规定服役八年的人可以带薪上大学。我

陈存说他参加高考，就是“我去散散心，好多年没碰课本了。我的很多同学连小学的数学题都不会做。我问同学1/3 1/2是多少，他说是半个馅饼加半个馅饼。我很好，学了一点，知道怎么做1/3 1/2”。

第一次在考场做题。

恢复第一年，参加高考的人年龄跨度很大，从刚毕业的中学生到10年前毕业但因为高考中断工作了10年以上的成年人。

陈存记得，他的考场里有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我当时就想，他妈的，他们之前真的很努力学习，我中学几乎不学习”。和他们相比，陈存只在高考前复习了一个月左右，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他不敢请假复习，也没告诉别人，怕被人笑话。”

白天拿着借来的书晚上学习，其实就是看一遍，理解一下。数学也是一天一章，而且是基础和分数。看了一遍就能明白了。“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优秀。很多题都是在考场上第一次看到的，之前没时间做练习。还好最后成绩不错，考上了。”

四十年后，陈村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回想起这段经历，陈存依然记忆犹新。对他来说，高考给了他重新选择人生的新机会。

“在大学，第一天上课，老师进来，学生站起来。那一刻，我真的很激动，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的同学，以前是工人农民，现在只有一个新的身份。同学们，大家都很珍惜。即使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也依然努力学习。他们根本不用老师催，天天泡在图书馆看书。”陈存说。

高考制度是公平的

如果没有高考，陈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走上写作的道路。毕竟写作不需要学历，但他的生活肯定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高考对我们有影响，最重要的是身份的转变。巷子里的生产组是集体所有，他上了大学当了干部，就变成全民所有了”。

2009年，姜海洋执导了电影《高考1977》。作为一名77级的大学生，陈存也参与了最初的讨论。回想40年前，陈村觉得那可能是最特别的一次高考，更像是一次公告。“中国向世界宣布，我们要走文明之路。文明的表现可能是多样的，但完美而优秀的高等教育必定是其中之一”。

几十年来，高考经历了无数次的改变，太多的非议，但对于被高考改变命运的陈村来说，高考依然是最特别的。“现在很多人批评高考，高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学生为了考试吃了那么多苦，高三就像一天到头了。当然这个要改，但是我觉得高考

在教育研究者熊丙奇看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意味着教育秩序的重建，也意味着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所以直到今天，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回忆往事，“缘分”依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熊丙奇说：“命运有多重含义。恢复入学考试意味着恢复高等教育的正常秩序，教育的轨道重回正轨。同时，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个人命运被改变。”

新恢复的高考远没有今天严格，考试难度也不算太大，录取方式也很灵活。1978年，已经26岁的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他之前只有初中学历，1978年英语零分，但最终还是被录取了。熊丙奇说，“恢复高考的前两年，有很多破格录取，比如超龄的张艺谋，化学满分的傅宪志……”

然而，灵活的考试和录取方式很快变得规范和严格。熊丙奇说，“恢复高考后，10年左右出现了应试教育的问题，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越来越规范。同样，应付考试的教育模式也出现了，于是到了1985年，国家提出改革教育体制，推行素质教育。”

在素质教育的影响下，当时的教育界开展了“端正教育思想，明确教育目标”的讨论，出现了一些体现素质教育思想的教育改革实验模式。

为什么素质教育难以实施？

素质教育的推进

行，并没有完全改变应试教育下的高考指挥棒，标准化的考试依旧在不断地变得严格，熊丙奇说：“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开始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并进行了一系列高考改革，比如分级出题，由原来的全国统一出题，改为各地出题。”

考试内容在变，考试形式也出现了变化，1985年以后，开始减少高考科目，将原来的理科7门，文科6门，改为3+2五门科目，上海则实行3+1形式。此后10多年间，科目改革一直在进行，直到现在的3+综合，熊丙奇说：“科目调整的改革不断深入，到2014年，提出新的改革目标，从3+文理综，到3+6选3和3+7选3，这也是重视素质教育的结果，关注的不再是学生一次考试的成绩，而是强调综合素质的评价。”

和考试相比，录取方式也在改革，1996年，高等教育实行并轨招生，2001年，放开25岁以上青年参加高考的限制，使更多人有机会上大学，同一年中，江苏等地试点自主招生，到2003年，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自主招生率达到5%。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53所，同时允许香港特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出现春季高考，但大多数没持续下来。

可以说，2000年后，高考改革进入了密集阶段，但效果如何，却争议颇多，熊丙奇说：“虽然一直在改，但很多人觉得依旧问题重重，改革虽然推进很快，但高考指挥棒，依旧影响着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行。”

问题关键在如何实现公平

除了推进素质教育，数十年的高考改革中，公平也是一个始终被重视的话题，正如社会学家所言，“迄今为止，高考依旧是最公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式。”

40年来，涉及公平的改革一直没有中断，熊丙奇介绍：“比如高考加分，保送制，从上世纪70年代就存在，因此也一直是负面新闻和负面意见集中的领域，腐败、造假等新闻频出。这些年来改革了很多次，加分政策也越来越严格，但效果一直都不是特别好，负面评价依旧比较多。”

招生录取方面，涉及公平的改革也同样很多，2006年，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率先试点预录取制度，这成为以综合素质录取的雏形。此外，高考学生志愿填报方式的改革，亦进行了多次，“以前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重要性不一样，学生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就很麻烦，多有高分落榜复读的现象出现。2002年，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平行志愿，到2005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这一方式，到今天，绝大部分地方已经实行平行志愿了。和学生填报志愿相对的，招生方面明显的变化是招生批次的改革，取消批次录取的方式，此前已有地方将三本、二本合并，最新的消息显示，一本二本也将取消。”

随着大学自主招生的推行，自主招生中的公平问题也备受关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腐败案，曾经引发广泛的关注，揭开了招生腐败的一角，熊丙奇说：“2009年后，很多自主招生的学校开始进行联考，本来这一制度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另一方面，缺乏监督的联考，也存在抢生源、腐败、造假、潜规则等问题。”

别再把命运交给高考

2017年高考即将开始，今年也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当年参加高考的人，许多已经退休了。

谈到高考，命运两个字是出现最频繁的，但熊丙奇表示不同意：“高考决定命运，因为它改变了人的身份，而社会存在身份差异，这是社会问题，是不合理的现象，这不是教育本身的责任，仅靠改革高考是解决不了的。”

从最初4%的录取率，到如今毛入学率早就超过40%，但焦虑仍未缓解，熊丙奇说：“比如名校情结，名校的社会评价更高，毕业的收入、福利更好，所以让学生非考名校不可。这是不正常的，几十年来，高考已经成为一个维系公平期望的考试，成了高考无法承受之重，也让高考改革步履维艰。”

“不要再说什么命运了，当年的优点，现在已经成了负担，未来的高考，不应该再承担改变命运的重担，这些原本属于社会的问题，应该由社会来进行全方位的改变和解决。让高考回归到它本身的角色，让教育回归到自我完善和成长的原本功能，让人生活的更好”，熊丙奇说。

文/迟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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