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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考制度的百年探索与基本规律,我国高考制度发展历史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改革、发展和创新一直是中国高考制度传播和变迁的永恒主题,也是适应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必然举措。总的来说,中国高考制度的百年变迁经历了探索期(1921-1949年)、初创期(1950-1965年)、奋斗期(1966-1976年)、突破期(1977-1984年)、重建期(1985-1998年),中国近百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既是社会变革博弈的焦点,也是面对挑战创新发展的结果

我国高考制度的百年探索与基本规律,我国高考制度发展历史

一、报考资格经历了“具体招生-严格限制-全面放开”的变化。高考资格不仅决定了大学生的目标群体,也决定了高等教育选择的合理分布,从根本上反映了党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大学入学资格,主要来源于工农指战员、军政干部,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和生源数量是发展高考资格的两个重要要求。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个人的终身发展需要也成为发展高考资格的重要因素。虽然竞争激烈,但形成了人才早出的公平公正局面。取消年龄、婚姻状况限制,实现高考条件“全面放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证明,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开放异地高考等措施,有助于落实以人为本,促进每个人成才的需求,让人们知道求知没有年龄限制和城乡差异。让大龄青年重燃希望之火,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借助高考改变命运,有利于早日建成全面的终身学习社会。

其次,高考形式呈现“推荐招生-全国统考-分类考试”的趋势。高考资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考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主要采取推荐招生的方式,对高校招生进行规范和引导,旨在培养大批年轻的军政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在高考形式上,从各大行政区联合招生到全国统一招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如春季高考、单独招生、分省命题、分类考试等。实行高考制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明智选择。虽然取消高考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但取消高考并不是消除应试教育、减轻学业压力的最佳选择。但分省命题、单独考试、招生、春季高考等高考变体的尝试和实验,为高考分类考试积累了不少经验。当前,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极大地促进了普通职业教育的结构调整和改革

第三,高考内容具有“综合考察-文科-选考科目”的特点。近百年来,我国高考内容经历了一个从重视政治考察到文化考查的过程,这是由培养党政革命干部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转变所决定的。特别是自1954年确定“文科考试”以来,实现了“选修科目”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高考文科考试的规定上,另一方面体现在高考科目的变化上。但从知识检测到能力考查才是高考内容变化的真正内涵。取消文理分科,减少高考科目,减轻考生负担,突出能力素质,一直是高考内容改革的方向,但这是矛盾的。理由如下:第一,高考取消文科,意味着高考科目包括文科和理科,势必增加考生负担,违背学生个体差异;第二,减少高考科目,就是高考科目分文理,不分文理很难减少高考科目;第三,单靠高考不能全面考察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第四,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导致普通高中向高考妥协的现实。普通高中很难脱离应试教育的牢笼,真正给考生减负。因此,今后需要加强高考内容改革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探索高考科目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之间的平衡支点。

第四,招生方式由“指令性选拔-统招-多元招生”转变为。中国建国前,中国

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大学招生主要采用命令选派的方式,这是由当时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例如,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招生主要以命令的形式从各根据地抽调高级干部,各根据地再对所选派的高级干部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为了解放全国人民的革命史,尤其从红旗插上井冈山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干部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招生长期以来都占据主导地位,并构建了全国统一录取机制,逐步形成了以全国统一招生为主、自主招生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而高考招生方式由统一招生到多元录取的转变,本质上体现了国家主义向高校本位、考生本位立场的转变,为高校招生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做出了很多创新之举,如高校单独招生、保送招生、推荐入学、定向招生、协作计划招生以及自主招生等。当前,我国的“多元录取”机制尚待完善,原因在于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不充分,还无法挣脱“全国统考”的限定。伴随着“强基计划”的实施,高校自主招生完成了阶段性使命,但“多元录取”仍然是今后高考招生方式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五,招生机制显现“党委领导—政府调控—高校自主”的态势。高考招生机制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因而必须牢牢掌握教育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全国统一招生体制,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考”所寄予的公平、科学与效率的愿望。当前,扩大高校自主权、推行招考分离方式、实现高考的社会化等也一直都在进行中,因而招生机制从总体上表现出从国家控制到高校自主的发展态势。我国高考政策设计者一直都在以高考制度改革来引导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以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招生权限的“下移”与高校招生权力的“回归”,但高校自主招生之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基层实践。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是进一步完善高校招生机制的重要保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考制度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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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国高考制度的百年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所创新与突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考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更是我国百年高考改革的基本规律。同时,对我国高考制度百年改革的探讨,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最大经验是必须坚持高考、不断完善高考,而最大教训是否定高考、取消高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今后还要积极推进高考社会化,加强专业化建设,逐步实现高校与考生之间直接的双向自主选择,为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科学公正的高考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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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路径研究”(DHA19037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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