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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导演郑琼也制作了一部类似的纪录片，名为《出路》。她花了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班在“读书”面前是如何扭转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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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会宁，湖北咸宁，北京。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把这三个不同地方联系起来。加起来就是三个人，——的农村孩子，小城镇的年轻人，国际大都市的年轻女孩。

高考就像一道选择题。有些人连纸的密封袋都碰不到。有人信誓旦旦地在ABCD里挑出正确答案，有人却在想，为什么不能是选择题？

(从左至右)袁涵涵、乔、马

2009年，北京南锣鼓巷的一家小酒吧开业，杨梅高中辍学的袁寒寒赶去筹备。她主动放弃了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一年铺两万。

湖北咸宁的复读生乔，在头顶堆积如迷、雪山的参考资料中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生涯；他决定高考三年。

14岁的马来自甘肃会宁，她希望将来能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能工作，每月收入1000元，尽管家庭每年的支出是50元。对她来说，高考就像遥远夜空中的一颗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却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故事一开始，他们都想走向光明的未来。

-02-2009农村孩子马

le="letter-spacing: 1px;">“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没有电视机，少有交谈的对象，马百娟的读书声缺乏音调，像沿着同一条五线谱唱出的歌。但是她唱起山歌，就很好听。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达学校。

老师像田间地头抽旱烟的农民，识得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但老师同样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认定。马百娟在家待到10岁，直到野鹊沟小学的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我试图从手机地图上寻找野鹊沟存在的蛛丝马迹，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然而无论怎么放大，视野中还是一片空白，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好像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楷书写就的励志语句，中央摆一套桌椅。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说

“马百娟你来读一下。”

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最神圣的尖顶教堂唱诗。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入学迟一些的马百娟是这群孩子中最大的，高人一截的身高让她时常能碰到球。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虽然她并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堪堪和这头倔驴抗衡。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已经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力障碍。年长的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拿着新文具，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03-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除非奇迹诞生，马百娟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的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和导演聊着天。她骨架纤细，脖子修长，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被告知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回家了，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虽然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走。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两个女人，一长一幼，妈妈在旁看了半晌，就走了，把私人的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两万块一年。“价格挺贵的，但我还能承受。”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导演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块，让她去做这么一件打水漂的事，“去学校也要钱，就当交学费了。”袁晗寒的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不会饿死，后面，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

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04-2009年·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

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这个家庭，已经被命运嘲弄过一次。那是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某种程度上，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件。

参加高考，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于是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

徐佳和母亲上坟

清早5点，天光已亮，照在这个房间里。一张床，几叠棉被，脸盆摞成一摞，墙角放着凉席、食用油，窗户上挂着红色烫金的挂历，一个福字，没有掀开。

洗手间很局促，红色塑料脸盆放地砖上，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甚至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在心底的真实想法和励志语句中摇摆，一边是“考不考得上无所谓人生还有很多可能”，另一边是“第三次了考不上怎么办？”学校的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除此之外，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2009年，咸宁考点。6月7日8日，这两天，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05-2012年·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她本来上学就晚，进度也慢，转学来水车猛然比周围人大了一圈，这一回，没有玩篮球的自如，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然而，“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

几番对话，让她的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纪录片中没有明说，虽然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06-留学德国的袁晗寒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央美附中是这样，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

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说着“通州下雪压折了竹子”的闲话，妈妈让她给兔子画一张速写，她埋怨着，还是动了笔。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07-2012年·待业青年徐佳

总算还有几分幸运，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成为村中“祖坟冒青烟”的那个名字。

虽然大学课堂，并不像高中老师描绘的那样，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懈怠，“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无领导小组讨论上，围绕着7项素质，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几个候选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好让场面不太冷清：“你走出去，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整个公司的形象。”“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过程……”正确的废话。

徐佳打断了这个人的发言，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这一段对话，导演评论，“从大学毕业，却忘了怎么说人话。所有人只想填鸭，没有人想要滋养他们的生命。”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年轻人，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

谈起未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往往是有公司愿意要，就签下了三方合同。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

“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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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

后来，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上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导演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早知道是私人的，给十万块也不拍。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再没有别的出路。”

像嫂子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

同年6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09-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10-2018年·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在影片中，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袁晗寒则是那个“有伞的孩子”，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闲庭散步，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实习中的袁晗寒

比起英国的《56UP》，这部中国版，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

家里有伞的孩子，固然是幸运的，没伞的孩子，也不用唏嘘，毕竟我们大部分家庭，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小伞还是有的，努力一下，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娃呢，他只要不疯不傻，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就算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