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高考之后他们的另一种选择,高考后当家教

记者/陈希雨、林鲁阳、刘晓雯、戴欣怡、巴音、王思佳

高考最后交卷钟的敲响，代表着大多数人十二年努力的结束。就这样，高三学生被推入了“后高考时代”。之所以单独命名，是因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高考的地位被放在了最高的神坛上。但是经历了十二年的青春，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下行的路会走到尽头。也许这种迷茫是比高考压力更大的人生历程。

有些人也在路上探索，却深谙赫拉克利特“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样的”的道理，继续把高考之路作为人生奋斗之路的开始。但是，这一次，他们从参与者变成了高考的领导者。

从事家教多年的同学，在以后面对未来的工作时，或许会想起自己早在高三暑假就有工作了，工资还挺高的。

导师最初的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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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份是南昌最热最难熬的时候。大部分毕业生在空调吹来的小房间里沉默不语，像只呆在潮湿石板下的老鼠和女人，它们的巢穴在收缩，一动不动。要么抱着电脑像痴呆一样追剧打游戏，要么就是发呆，极度无聊，然后掰着脚趾数着上学的日子。可怕的是很多人太空虚了，想写综合论文。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草草度过这个暑假。7月初的一天，即将成为北师大环境学院一员的胡俊梅发现自己加了一个QQ群，群头上有一个鲜红的99。30多个人的人群异常嘈杂，都是班里的同学。

她马上好奇地转到前面去看群介绍——。“这个群成立于2015年6月20日，现在打算策划暑假一对一、一对二的辅导活动。齐心协力，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校长的开场白很有即视感”，胡俊梅说。她立刻注意到了第一个群公告，“我曾经加入过14级的导师群，但是因为它的组织混乱，我愤然退出，自己开了一个群，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黄文杰”

“感觉暑假有事做了。”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黄文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创建了这个组织。起初，黄文杰在办公桌上看到了去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发的传单，但加入后发现参加的人并不多，分工也比较混乱。带着一些愤怒和不服气，他退出了群聊，决定自立门户。

“你说我为什么气得辞职，创办了这个组织？当时问他们上课一个小时多少钱，老师能挣多少钱，他们也没有解释的很详细。就连去年的导师也没怎么跟我说，我觉得很不靠谱。”

“所以，我们就继承他们的大业吧，虽然抢生意是反对他们的。”他狡黠而自信地笑了笑。

这个群里30多人都是南昌二中的学生，班里也不断有人被拉进来。“14级兄弟姐妹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我直接借用了他们市场部、宣传部、人事部、学习部、财务部的组织架构。有了愿意的人带头，部门的划分一下子就完成了。”黄文杰巧妙地说道。

“做家教的一部分原因是高考后无事可做。想出去浪，又不好意思总是花父母的钱。不如自己赚；还有就是教弟弟妹妹锻炼自己。毕竟想去北师大，也可能是当老师。“胡俊梅后来成了两个同学的导师。

说起我最初开始做家教的原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乐韵给出了一个略显简单的答案。“高考结束后，我脑子里有很多事情。希望能清晰的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技巧，给别人。事实证明，老师们

乐韵是学校里最后没有退出化学竞赛的三个人之一。经过努力，他只获得了省三等奖，失去了参加全国比赛和高考的机会。很遗憾。“其实大学选了一个和化学无关的专业，所以有些不愿意放弃化学。”

另一方面，高考刚刚结束，刚刚从福州一中毕业的考生们已经开始为成立多年的“我身边的兄弟”导师团队而努力。找老师，成立备课小组，安排人员负责宣传，统计学生信息，财务，电话回访……分工合作，各司所长。在高考和高中生期末考试之间短短的两三周时间里，海报贴了一个又一个。利用考试后几天的评论，他们在各高中和图书馆向学生和家长分发传单，介绍他们的家庭教学团队。与此同时，微博、微信、Renren.com、百度贴吧等广受学生欢迎的社交渠道也没有落下，甚至还有校友帮忙转发、点赞。

魏毅的母校山东淄博，却没有这样一个持续的导师组织。大学前漫长的暑假驱使他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导师组织，但他们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从零开始，在生源、宣传、房租等方面没有经验可循。好在伊薇和她五个辩论队的好朋友一拍即合，组成了核心小组——既负责策划组织，又负责课程教学。

但在采访中，易伟似乎更愿意谈组织策划的过程。“很多人谈家教，愿意谈一个人往返学生家有多难，取得家长和学生的信任有多难，和熊海子打交道有多难.这些真的很难。”“但是比起组织，上课可能是最轻松的事情。"

除了学生导师队伍的细化划分，一些“学霸”还凭借自己优异的高考成绩，临时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导师组织”。因为比赛加分，高考也发挥了正常水平，秦华兰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许是“学霸”之间的相互欣赏，或者是磁场。秦华兰和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保持联系。

每年初三的学生毕业后，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到期末。这段时间学校经常满天飞辅导机构的传单。另一方面，当我听到我要去哪里，我父母的一些朋友开始坐不住了。“刚毕业，还是热的。”他们想过把孩子送到自己身边进行心理咨询。长此以往，头脑灵活的秦华兰忍不住萌出一个

想法：办一个暑期临时补习班。

在秦桦岚生活的小城镇，教育资源普通，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补习机构，相对来说自己和几个朋友的水平也不逊于补习机构的老师，更何况几个人都刚刚经过高考洗礼，有绝对的话语权。说办就办，学霸们一拍即合。被人大录取的文科生任达闾同学怀着类似的想法，觉得“高考成绩满唬人的，暑假挺闲，想靠自己的努力赚钱”，甚至萌生了上大学以后去做兼职家教的想法，因此也加入了这个“临时机构”。 大家都挺干脆，经过简单的说明和商量，又一个八九人的临时补习班就这样组成了。

老师和学生在哪儿？

秦桦岚的家教团队通过发传单和社交网络进行宣传。宣传单简单设计后付梓印刷出来，大家随即合力在几所高中分发。或许是传单的力量简单粗暴，几个人的高考成绩和大学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秦桦岚开的公众号和大家在空间、微博发的广告也陆续吸引了咨询和报名的人。几个成员各有所长，秦桦岚把最终报名的人按照科目和要求分配给大家。

“最主要的困难是怎么让家长相信我们”，“师兄在身旁”的创始人林立凡一开始就找到了与现有补习机构竞争的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增加了‘试听课’的环节，家长也确实感觉我们上得的有效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接下来几届就有家长帮我们打广告。”

“师兄在身旁”宣传海报

他们的海报上，着重突出的也是应届生对备考中困难的了解，同龄人间较小的代沟和学习经验的交流与探讨。白纸黑字印刷出的“学霸”们全省前50名的高考成绩，更使得他们的实力毋庸置疑。开课前连续三天在市图书馆里的免费答疑，和一对一每小时60元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课时费，让家长和学生们看到了诚意。

除了张贴的海报和分发的宣传单，学生创立的家教组织主要靠各自家里认识的亲戚朋友做宣传。”“一般是我认识的家长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家教的项目，然后我就把群介绍给他们。”胡俊梅的同学，来自武汉大学药学院的胡蔚说，“都是有亲戚、邻居或者同事关系，为他们小孩找一个刚高考完、的成绩比较好的人做家教，也希望价格上能够优惠一点。”

“让家长放心主要是我这样的介绍人，他们对我的情况很熟，所以也很放心我所加入的组织，就直接把群号给了他们。”胡蔚觉得家教效果还是有保障的，“毕竟我们主要都是实验班的学生，后来还有各种大神加入，家长们会更放心。”

“但其实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的，主要靠拉亲戚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最终加入家教群里的总共有一百多人，成功上了课的有20多个，但过半还是呈观望态度，许多学生家长加进来主要是问学习经验和技巧，真正搭对儿的很少。”黄文杰总结了他们的招生情况。

也许是因为资金的不足，也许是因为高中生性格里的随性，“师兄在身旁”的成员们没有租用固定的地点。即使是商讨团队事务的会议，也被设置成了在线的语音聊天的方式。上课的时间、地点全部根据学生的要求，可以到学生的家里上课，也可以选择在咖啡厅、图书馆等地方。老师与学生的配对，大多数也是依据住所采取就近原则。这样的做法，使得整个授课过程方便、灵活。

除此之外，授课内容也是由老师们根据每一个学生的需求量身定制，备课组提供一些供于参考的资源。有人主要归纳知识点，有人传授解题思路。与学生“同龄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在授课的过程中更能理解高中生的困惑。一位学员表示，“因为是同龄人，所以教的内容有些是老师没有点到的，教得更有特色，更有针对性，也比较好理解”。

致我们亲爱的学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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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梅在八月份去上了课。那是南昌最热的时候。

“最困难的事是倒公交花一个半小时去做家教，路途很长。最忙的时候早上八点去南钢（南昌东城郊），上2小时英语，回到家吃个午饭，下午给南大附中妹子补两小时生物、化学， 四、五点左右回家，晚上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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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梅抱怨着最累的那段时间，起的比高三还早，早上六、七点时，室外就接近三十度，“然而下午的那门课只上了两次就没上了，因为后来有了其他安排，很羞愧地没拿钱就辞掉了，真的很对不起那个妹子。”

乐昀就更累。穿着粉色短袖，带着红框稍旧的眼镜，身上斜挎小包，每天都风尘仆仆地出门、回家。

“最多同时带了4个人，那时每天要教7、8个小时，睡6个小时，白天4家跑，晚上在家翻书准备，在心里演练一遍第二天要讲什么。晚上有时候还会帮学生抄笔记，第二天给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就看。”

正在补习的学生

“上午那个补化学的男生吧，由于理解力强，所以我要准备的东西多且难，也有一些竞赛，不是以课本为主了。女生的话，主要是课内的内容纲要，比如铝，物性、化性就一个一个讲，她高一时笔记做得不好，我就借了我同学的笔记，对照帮她抄笔记，让她拿回去看。”

高考结束不久，最紧绷的那根弦一松，书卖人闲，再看到那些课本试卷。不少人大概会本能快快地躲避。这种情况下看书都困难，何况扣细节，只能用比一轮复习还认真的态度整理输出，力图让别人听懂。

带着“名校”、“学霸”的光环，加上口耳相传的信任感，近百名学员慕名前来，“师兄在身旁”甚至出现了“僧少粥多”的情况，有的老师一人要负责5、6个学生，在高考后仍然过着一天八小时的满课生活。然而大多数老师都表示自己“累并快乐着”，毕竟三个月的工作能给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林立凡表示：“其实我们当时几个不太在意挣多少的”，而且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被丢弃，“我觉得这种三年知识没有烂在脑子里，而是被其他人传承下去的感觉很好，而且上课也是交朋友嘛。再加上我本来也想以后做老师，这也是很不错的经验积累。”“当家教一个是可以复习一下高中知识，不至于因为放松了两个月导致刚进大学的时候学习能力严重退化，还有一个是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一届的其他成员说道。

由于组织不大，没有吸收过多学生的能力，加之有些咨询的学生未必最终报名上课，据秦桦岚的回忆，在那个暑假，秦桦岚和任达闾两个“学霸”带领的家教团队，几个人加起来总共辅导过数十名学生，多数情况下采用一对一的方式，有时为一对二或一对多。秦桦岚给理科生上课时，主要是基于近期考试情况来制定计划。令秦桦岚“感到一丝得意”的是，他可以根据题目现编例题。对于文科生，任达闾的基本思路是准备例题让学生做，做完讲解做题思路和知识点，顺便准备一些类似的题目让他们再做一遍进行巩固。

细数依炜五人的经历，同样也可谓是历经千难。原先的规划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这个初生的组织无依无靠，五个人决定先依附于众多课外培训机构中的一个，但在四处询问后，无一例外被培训机构拒绝。原因很简单：一是高考成绩还未出，不知道几个人的成绩如何，现在开班就像开玩笑；二是培训机构更喜欢给在职老师搭建平台。

无奈的五人必须要对规划做出调整。亲自上阵着手处理租用地点、招募老师、宣传等一系列复杂的组织事务。随即又面临授课方式的纠结，一对一还是一对多？老师到学生的家还是学生到老师的家？五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纠结甚久，争执不下。

但这时传来了好消息，高考成绩的公布让五人看到了新的转机。五人小组中的可心张琦一举夺得山东省文科第19名，语文单科状元，作文满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南树陈伟夺得全市理科状元。成绩一出，许多人已经慕名来邀请他们做家教。这种热潮让五个人倍受鼓舞，甚至开始担心宣传后可心张琦和南树陈伟二人的档期不够，无法以一对一的方式应付这么多客户。最后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其他教师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而可心张琦和南树陈伟则采取一对一和一对多并行的方式。地点也选择在学生家中，省去租用场所的开支外，还能减少学生上课的麻烦。

补习对他们来说一帆风顺吗？面对“上至母校科技班，下至母校考不上”这般良莠不齐的学生，当被问到有没有产生“不想继续下去”想法的时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有。秦桦岚抱怨告诉我，“早上起不来床”。任达闾也承认告诉我，“会有沮丧的时候”。“”感到高考完自己的实力急剧下滑，很多题虽然都还能做，但是不太容易给人讲的明白。而且备课是真的累，学妹听不懂的时候，自己是真的满着急的。有时候会萌生‘我这样教是不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样的想法，这种时候真是觉得我这是何苦，毕竟说实在的，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又很累，有一点挫败感，会突然想放弃不干了。”

固然都有这样那样不想干下去的理由，他们最终还是都坚持到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学生离开，最后一堂课结束。并且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至少在能够跟进的人中，没有人未取得或多或少的进步，“补习结束后，有学妹告诉我她哪一科进步了，可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有贡献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就已经很开心了，”任达闾笑了一下 。

“我心衰的并不是家远时间紧，是有些题目不知道怎么用能让别人理解的方式讲懂，就是讲不通的感觉。”胡俊梅吐槽。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男生，我教他化学。人特别机智，但是就有一点，不太细心。我给他教的特别顺手，因为我刚高考完嘛，他们还没有上高三，有一些延伸类的东西，他们还没有讲。”

“我因为学过化学竞赛，给他一个专题接着一个专题讲，讲了有机，讲了一些拓展的一些反应，他接受的非常快。那个时候一天感觉就能过很多东西，什么东西我一讲，他大概就明白了，再给他出类似的题目也能做出来。当时隔天上一次课，课内我收集的所有知识，特别快得讲，说前半句，他就会接上后半句，所以过得特别快。”

“他给我印象最深，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教给他的东西，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他都能一下子听懂。后来给他讲一个反应，他马上就能配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乐昀在 QQ 上一连发了好几条的语音，从话中听出，这个“智慧之子”让她有衣钵可传的骄傲之感。

带着朋友般的信任与亲和，“老师”与“学生”间的关系也比普通的老师们更加和谐。课上的闲暇时间里，大家也会聊一聊学校的生活，学习的规划，提醒他们不同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将“学霸经验”介绍给学生们。甚至有细心的学生亲手绘制了精美的信封，装上学费送给学姐学长们。秦桦岚和任达闾都提到，这样的补习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讲题、讲题、讲题，既是同龄人，亦是过来人，学生常常和他们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话题，当做一种放松，他们也并不排斥，不会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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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凡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当时上课时家长经常送东西给我们吃，又是西瓜又是茶，还给了我一大盒芒果酥让我带回去……”

“跟家长接触还挺有意思的，比同学接触还有趣，这个阶段学生还不是很着急，但家长就非常非常着急。要用自己的经历对他们进行开导，让他们不要给子女太多压力，自己也不要有太多负担，以一个更加健康的心态接受高考吧。”乐昀说。

高中最后的余音

“大家都高考完了，有什么心思去教书啊?”

“又不是老师，教书教得好么？”

“还不是为了钱？”

面对没人敢保证的事情，除了宣传硬顶，其实，谁心里也没底。

最让黄文杰感慨的是，有人曾经很直接地问他“会不会去坑别人”。他也很坦诚地向学生和家长解释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尽管与学校的老师相比，他们的教学能力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作为学生，他们对“做题”这个环节更有自己的领悟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作为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学生，黄文杰深信，每个高三生的心路历程和促使每个人坚持下来的信念，才是他们最大的财富。这笔财富能够传递一种力量，使得到这里来的学员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高考。

在任达闾看来，像他们当时这样的高三毕业生做家教，是一种自我价值套现的行为。在这个年纪，每个人多多少少会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些价值来，甚至可能觉得向父母伸手是一件难为情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段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以廉价劳动力居多，即便作为家教，高考前的努力和高考成绩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仍存在一方面感到吃力，一方面并不能合理规划收入的问题。因此，任达闾认为，不要急着自我套现，在高三毕业的暑假，能学学车、学学托福和雅思，或许会更好，毕竟，的确是不够成熟。

对于学生自行组织的家教机构，学校里的老师也看法不一，莫衷一是。重庆某高中的刘大川老师有较为多样的视角，认为看待这类组织要看它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以及它的培训内容。如果组织此类培训班是为培养自身能力、适应社会，而收益只是其附属品，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若是仅仅出于功利主义，以钱为目的则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学习方法，通常因人而异，个体性大于集体性，培训者只能提供众所周知的信息，很难提供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最普通的高中教师相比，清北学生的所谓的经验仍是极其有限、有较大局限性的。之所以会有众多人蜂拥而至，不过是因为所谓的“名人效应”，认为他是状元、他考上清北我就应该去听一听。一般来说，有一定权威的人散播的消息，哪怕是普通的信息，在一般人看来也是极其正确的、他所需要的。但如果这种学习经验传授是出于公益心，真切地想要帮助教育落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生，虽不能有很大助益，但精神可嘉。如果授课以普通课业辅导形式进行则更不可取。考上清北的学生将思维学习转化为普遍适用的规律是很困难的。同时，在进行大班教学时，他们通常难以把握适合大多数学生的难度系数，传授的知识也只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并无更多研究，很难适应不断更新的学习内容和要求。

而李天老师对此则持积极态度。在他看来，高三毕业生刚刚经历高考，对高考体会深，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学习过程特别是高三的反思很新鲜。他们现身说法，将这些经验传递下去，对于学弟学妹必定是有帮助的；此外，办培训班能够锻炼自己，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补习班，必须有有效的协调组织，使众多学生形成团队，这对于组织能力是很好的锻炼。

五人团体中，张琦和陈伟不仅卖力，又是组织最大的宣传招牌，大多数人都是慕二人之名来上课，理应多得。一个暑假过去，张琦和陈伟每人赚了5000元，其他人都在3000～4000不等。“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合不合理能够解释的，而是一种必然吧”，依炜说，“毕竟我们也不是以利益出发的，情谊才是最重要的。”

学生手绘的装有学费的信封

“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里有一个外校的同学，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自己的团队只办了一年” ，林立凡说，“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具体去想，但是第二年有人问起，我们就比较确定这个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尽管2013届的他们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他们仍然在关心着这个团队，也一年一年地教会没有经验的学弟学妹们如何开会、如何宣传。虽然一直以来上课的老师都是高考应届生，但不少人也表示，只要团队需要，时间允许，他们还愿意继续当家教。

暑期做家教真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们或许抱着种种原因来到家教组织，有着对美好又痛苦的高中生活的隐隐变相的回味，变成别人眼中的“富有知识和高考经验”的“老师”。从无比的想逃离，到无比的想弥补缺憾和接近。每个高中毕业生都经历回忆，无聊，寂寞，反思，焦灼，踌躇，纷乱，无事可做的心情，当反复被质疑所做之事的意义时，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有人为了零花钱；有人为了体验当老师的生活；有人为了安利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三年的笔记，让之发挥效用；有人抱着对自己曾经的梦想的惋惜，希望它能帮助到一些人，能够不那么后悔。

问出来的意义多少显得有些杂乱且高尚。

“或许，就是太无聊了吧。”胡俊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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