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复读生的时代来了,高考高分复读生

00-1010 *文章转载自《李三河》，作者星爸。

2012年《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但随着不断扩招，报名人数增长缓慢，今年基本可以超额完成目标，使得升学率达到50%。

50%意味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每两个适龄人口中就有一个能上大学。如果看录取率的话，基本上可以通过报考上大学。“入学”这种底层需求得到满足后，自然而然就向“好大学”的目标迈进了。

高考前，无数中产家庭为了实现好大学的目标，越来越早地开始实施小学教育高投入、精英化的策略，在补习班、打比赛、兴趣班、出国留学中各显神通。

但是考完试，认真的途径很少，唯一能再来的机会就是复读，出国留学。从每年的经济成本来看，最贵的复读学校和最便宜的留学学校差距是四五倍甚至更高。即使对于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普通市民来说，复读依然是再考一次的最佳选择。

复读是一张可以重复使用的车票。十几年前，在高考录取率只有50%，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0%的情况下，复读为很多落榜学生和少数落榜考生提供了机会。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落榜的往届学生构成了复读人群结构的主体。

特别是2000年前后，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中入学率的迅速提高，高考规模也迅速扩大。03010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7年，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增长18.4%，从527万人增长到1010万人。

虽然同期招生规模也在增加，但总体上滞后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导致高考录取率有所下降。当然，正如《复读群体分析》一文中指出的，高考难度和竞争加剧也是录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总之，从2002年到2007年，高校录取率每年下降0.95%。

也就是说，2007年落榜的学生从206万增加到443万。第二年，2008年，高考人数达到1050万的高峰。《我国高考复读群体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文章称，2008年约有200万复读生参加高考。按比例来说，几乎有45%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参加了复读。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今年参加高考的复读生应该在105万人左右，也就是10%。前天高考分数线出来的时候，“四川省高考前一万名学生中，有6300人是复读生”的消息被当地网友炸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在突出的地方，复读生的比例也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比例。比如，中国教育新闻网的一份数据显示，2014年湖南复读生高考比例约为13%。

据网友不完全估计，10% ~ 15%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估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传言特别强调了前一万的数据。虽然在考试模式和大纲不变的情况下，复读生会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但不言而喻，这反映了复读生排挤应届毕业生资源的焦虑。尤其是当整体结构改变时。

写于十年前的《高考人数达1031万，与2008年的1050万有什么不同？》中指出，除了高考人数与录取率不匹配导致的复读生数量的变化外，之前为了名校和学历而主动选择复读，为了优质教育而主动选择复读的学生，将取代考试成绩不在线或志愿出现错误导致被动复读的群体，

在广州，复读一年的费用已经达到6万左右。在四川，据某论坛网友留言，福建山西也在三四万年，四川也要三万。更多高分考生选择复读的另一个证据是，许多专门的复读学校已经开始通过分招生、提供高分甚至降低收费的方式来“切齿”。他们像正规学校一样有逻辑地运作，利用明星学生和名校提供来提高学费。

经历过志愿和平行志愿政策的影响。从这两年开始，几乎每年高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的时候，都能听到当地知名复读院校名额被抢光的消息。在前天的四川高考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校复读生录取分数线超过650分，往年难度等级为985。这年头，连复读高中的都读不下去”。

然而事实是，除了少数数学恶霸，大多数复读生的成绩很难有质的变化。真正的前一年不复读的烦恼，能读不能考上名校的悲观结果，恰恰是那些卡在985边缘，纠结于走与留，挤在门槛线上的人。“高三打基础，高四985”这句话自有道理。

在当前的背景下，可以说这是中产阶级教育焦虑的一种表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80后父母对教育路径的依赖，以及大学教育膨胀后第一个学士学位的价值上升。高分复读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985学历的应届毕业生获取稀缺资源的冲击，占用后者的录取名额。也就是说，头尾两端的人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中间门槛上的一群人在互相踩着，争夺大众眼中的稀缺资源。

把目光转向东亚邻国，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毛入学率和录取率都远高于日韩，还存在非常显著的复读生现象。

在日本，被称为“浪人”的复读生有十余人。

万，大阪大学的数据是 2018 年 63 万高考考生中，第一次复读的 “一浪” 就超过 10 万，占比约 17%。如果单独看各高校的独立考试，名校考试中复读生比例就远高于平均水平。

日经新闻数据称，东京大学考试中，“浪人” 数量始终在三成左右，最高接近一半。早稻田大学也大致如此。日本学生寻求名校的目的之中除了像中国家庭的名校崇拜之外，也有对职业的挑剔。成都商报引用的数据称，2016 年日本报考大学医学部的考生达到 17 万人，而总入学名额却只有 8000 个。

日本复读的成本同样不低，名校的全科补习收费约 6 万元人民币，单科也要万元左右。

而在韩国，更是面临着复读生的占比在报考人数探底的情况不断升高的问题，2017 年时复读生比例高达 23.2%，当年也发生了全国 53.8 万考生 “九人满分，八人是复读生” 的奇闻。企业化品牌化运作的补习班已经是韩国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种高压之下，学生的心理压力可想而已。The Atlantic 曾经引用研究报告称，问卷调查中超过 58% 的 “浪人” 有抑郁倾向，20% 有严重抑郁症状。其它还包括自身认知缺失，丧失自信以及焦虑等。

社科院心里所教授王极盛曾致力于研究复读生群体，《瞭望东方周刊》引用调查结果称 “复读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占总数的47.1%；应届高三生心理存在问题的占总数的28%；复读生情绪不稳定的占62%，高三生占35%；复读生不适应周围环境的占59.5%，高三生占36.7%；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的占52.1%，高三生占33.2%；复读生有焦虑倾向的占49.4%，高三生28.6%。”

似乎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高等教育普及和高入学率实现之后，并不能解决民众对教育的渴求。家庭收入增加，子女全入大学之后，这种渴求转而变成对优质资源的争取，使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日韩的经验在前，我们在进入大学教育普及之后也开始出现这种苗头。

解决办法？我们正在实行的改革，日韩基本上都已试验过一遍，除了转变对教育的观念之外，邻国经验告诉我们，好像并不能看到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方案。